第十六章党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争

第一节皖西一地委、皖西一专署和皖西一军分区成立
1945年10月，中共皖西工委成立，桂林栖任书记，属华中局（后为华东局）领导。1947年夏，中共中央中原局随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后，皖西工委改属中原局领导。9月，中原局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并对皖西工委领导机构及其下属组织进行了充实调整。由三纵队政委彭涛兼任皖西工委书记，于一川、桂林栖任副书记。充实调整后的皖西工委下设3个分工委。分工委下设县委或县工委。第一分工委活动于岳西、太湖、宿松、潜山等县，何德庆、李唐先后任书记；第二分工委活动于桐城、桐庐（现枞阳县）、庐江、舒城等县，张伟群任书记；第三分工委活动于六安、霍山、立煌等县，马芳庭任书记。随军南下的太行山干部大队的干部也被分配到各分工委及县委（工委）工作。
11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皖西地区各县的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因此，在皖西地区成立党政军组织来领导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不仅是斗争形势的需要，且条件已经成熟。
1947年11月9日至12日，刘伯承、邓小平在太湖刘家畈胡氏新祠主持召开军队三纵队旅以上、地方分工委书记、支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皖西区党委、皖西军区和皖西行署。在皖西区党委之下，设立皖西一、二、三地委；在皖西军区之下，设立一、二、三军分区；在皖西行署之下，设立一、二、三专员公署；从三纵队抽调3个团作为皖西3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其中一分区有基干团（团长蒋容英，政委方英同，副团长常示礼，参谋长贾仁义）、七旅的二十团（团长左柯元，政委吉惠民），从而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同月底，中共皖西一地委、皖西一专署和皖西一分区，在舒城晓天正式宣布成立。
皖西一地委成立后，主要活动在安庆地区西部，即太湖、岳西、潜山、宿松、望江、怀宁（一部分）等地区。卢仁灿任地委书记，李唐任地委副书记；刘秀山任专署专员，张云峰任副专员；孔令甫任军分区司令员，伍国仲任副司令员，梁诚任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三纵队七旅二十团和军区基干团教导三大队作为第一军分区的主力部队随皖西一地委开展活动。
皖西一地委初成立时，下属组织有太湖县委、岳西县委、潜山县委、太望工委和不久后成立的宿松县委。
第二节太湖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政军群组织的建立
1947年9月29日，刘邓大军三纵九旅教导团配合皖西人民自卫军第一支队解放太湖县城。为了加强政治和军事斗争，随军南下干部许少林、李英、程西海等在皖西一分工委指导下，于10月1日在县城成立太湖县民主政府（地点设在孔圣庙）。县民主政府成立后，即张贴布告，在县城内公共体育场召开了全城群众大会，李英作大会报告。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解放全中国，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取消一切募捐什税，取缔国民党反动派一切机构；号召全城工商业者照常营业，保护工商业的发展，等等。10月3日，太湖县民主政府召开全县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由李英主持，皖西第一行政专署专员刘秀山到会讲话。会议决定：动员全县文化教育界及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革命，兴办人民教育事业，将白沙中学改为太湖公学，李英兼任校长，何鹏
何鹏，太湖小池人，民盟盟员。早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庆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负责筹建安庆市教育局。后历任安庆市文联主席，皖北行署文教处文化科科长，皖北文联、皖北科普协会秘书处处长，安徽省文化局文化处处长，安徽省历史研究室副主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处负责人。
任副校长。不久，因形势紧迫，太湖公学迁到罗溪小学，半月后，太湖公学缓办。10月上旬，中共太湖县委成立。许少林任县委书记，吴克万任副书记，李英、程西海、万玉华等为委员。县委成立后，在县城召开会议，分析革命形势，研究部署政权建设、武装建设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县委决定，充分利用大好时机，抓紧再抓紧，迅速开展建立革命政权，建立和扩大县、区武装，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等三大工作。11月，野战军三纵调文斌、武彬两名军事干部和十几名连排干部建立了太湖县大队（亦称独立营），大队长武彬、教导员文斌。下辖2个连，共140多人，步枪50多支。
太湖县委、县政府和县大队建立后，即着手基层政权建设。对各级干部采取派遣、留用、吸收和改造的办法：凡县、区一级政府的干部一律由县委派遣；其他一般工作人员，尽量留用原来的旧职员，同时，积极培养大批的地方新干部；对旧政权的改造，则和土改结合进行。
在县委、县政府指导下，乡、村级党组织、政权陆续建立起来。全县设8个区，以序数命名，从第一区到第八区大致对应的地域是城关、徐桥、新仓、小池、寺前、黄镇、南阳、弥陀。城关、徐桥、新仓3区未设区委。秦臻任第一区（城关）区长；马玉荣任第二区（徐桥）副区长；陈振元任第三区（新仓）区长；宋登秀任第四区（小池）区委副书记兼副区长；和英任第五区（寺前）区委书记，李命恩任区长；崔兴任第五区（新民）区委副书记，赵德山任区长；王如方任第六区（黄镇）副书记，许立仁任区长；高立棠任第七区（南阳）区委书记，王益群任副书记，白广文任区长；赵建武任第八区（弥陀）区委副书记，詹万友（詹亚东）任区长，程耀魁任副区长。
区委、区政府建立后，县武装大队在县委领导下，认真贯彻皖西一地委、一分区《关于建设地方武装的决定》，在寺前、黄镇、南阳、弥陀4个区组建了区干队，每个区干队由20~30人组成。县委给各区干队委派领导和骨干前，从刘邓大军留下的干部战士、恢复健康的伤病员及当地贫农积极分子中考察选拔进各区干队，并都配备了10条以上的枪支。黄镇区干队配备了20多条长短枪及1挺机枪。这样，太湖武装力量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随着各地基层政权的建立，中共太湖县委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先后组织了地方工作队，深入广大农村，大力组织贫民团和农民协会（简称农会）。
贫民团是农村的基层政权组织，是农民协会的监督和领导机构，凡有关平分土地、没收地主和公堂财产以及镇压和斗争地主豪绅等重大事宜，均必须经过贫民团研究批准。加入贫民团组织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必须是无地或少地的劳苦群众。2?一向以劳动为生，没有进行过任何剥削者。3?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苦干、行为正派、老实忠诚的人，只要经过工作队（组）的介绍，亦可加入贫民团组织。
贫民团组织以村为单位建立（当时是以保），有正副团长各1人。每3~5人为一贫民小组，并选举小组长1人，正副团长由小组长民主选举产生，其日常工作除及时研究和讨论有关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外，还随时收集和听取群众的意见及反映，督促农协会执行土改，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每个贫民团的团员，除积极参加一切政治经济斗争以外，还要团结和帮助农民协会会员积极投入土地改革和斗争地主豪绅等政治活动；对团内一切活动，必须绝对保守秘密，反对乱说乱为等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贫民团直接受各地党委领导。当时贫农团搞的比较好的有六区的马王庙、黄界河、百罗畈、界东、界西等地。如根据贫农团提供的关于马王庙附近埋藏有敌人枪支的情报，经过反复斗争与调查，六区党组织终于找到了埋藏地点，挖出了120多支步枪和2箱子弹，充实了区干队武装。10月中旬，县委书记许少林在黄岗进行组织贫民团工作的试点，亲自组织了10多个贫民小组，并举办了短期训练班，学习《土地法大纲》和有关政策，组织各贫民小组，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进行试点。
农民协会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组织的，凡年满18周岁的劳动农民，不分性别、种族，均可以加入农民协会。每10~15户即成立1个农会小组，选举农会小组长1人，负责小组全面工作；村设农会委员会，有正副主席各1人，有组织、宣传、执行、保卫、保密等5个委员会，除正副主席和委员进行农会工作的领导外，并设文书1人，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财粮干事1人，负责处理农会财粮事务；保管员1人，负责保管农会一切公共财产。农会主要任务是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五大财产（土地、耕牛、房屋、农具、粮仓）和公堂一切财产归农民所有，斗争地主豪绅，筹措军粮和一切军需，保护伤员等。村农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每10~15天召开一次，由农会主席或副主席负责总结和报告工作。农民协会工作直接受贫民团监督、领导，一切有关重大事项，必须报请贫民团研究批准后方可执行。由于广大劳苦农民对于土地改革的要求迫切，因此，农会组织在解放区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47年10月间，石霞、刘家畈、铁林、松坪、陈半街等地先后建立了贫民团和农民协会。活动开展得最为活跃的地区有黄岗、石霞、刘家畈、铁林、松坪、陈半街及弥陀的界岭等地。
第三节坚持解放区的斗争
一、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清剿”和地主豪绅的反攻倒算
1947年底至1948年春，是党在太湖地区坚持斗争极为艰难的时期，全县党政军各级组织和干部、战士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刘邓大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国民党整编二十五师和四十八师先后进驻太湖。二十五师初到太湖，人生地疏，士气低落，加上二十五师是装备比较先进的机械化部队，在山区行动不便，没多久就被四十八师换防。四十八师自抗战以来多次驻防在太湖，不少官兵与地主豪绅有交往，一些人还在当地组成了家庭，人情地理都很熟悉，他们自恃实力强大，十分骄横，在皖西地区疯狂“清剿”皖西地方武装，屠杀坚持革命斗争的干部战士及群众。1947年11月中旬，四十八师和保安团等实行分进合击和“铁桶包围”战术，先后向太湖解放区进行疯狂反扑。为保存革命力量，避敌锋芒，中共太湖县委、县民主政府机关于11月15日撤出太湖县城，转移到寺前河一带。同时，县城周围新建立的区乡政权也先后撤出。
国民党四十八师五二六团乘机占领太湖县城后，其团部和1个营驻扎在城内，五二六团团长兼国民党太湖县政府县长谢尧采取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军、政、党、特和反动会道门倾巢而出的反革命措施，疯狂地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围攻。军事上，大力扶持县、区、乡、保各级反动武装，相继建立了300多人的县自卫大队和区联防队，在各乡建立了20多人的乡自卫队，每个保也建立了数十人的“猎户队”，配合国民党正规军采取分进合击和“铁桶包围”的“清剿”办法，妄图消灭解放区的革命武装，摧毁地方政权。政治上，随着反动武装的发展，国民党区、乡、保政权和联保制度也普遍恢复起来，并新建立了“五户连坐”制，即“一家通匪，五户同罪”，规定共产党游击队所到之处，群众必须举火报警，鸣锣示众，报告游击队活动消息。颁布“十杀”条令，对“通匪”、“窝匪”、“知情不报”等，格杀勿论。同时，在全县恢复建立国民党戡乱组织和特务机构。1948年2月，国民党县党部组织一些大地主、大恶霸组成了“太湖县戡乱建国委员会”，由大恶霸地主甘茗山担任主任委员（同年8月改为太湖县参议会，会长韦格六兼任），孟文会、雷国卫、鲁纯、朱必文、李权廷、郭世伟、曹佩明、章明清、阮荣贵、洪丙传、周学文、辛治民、周家平、方壮猷等14人为委员，并在各乡成立了16个戡乱分会。在县城组建政治工作队，谢尧兼任指导员，周家平任队长，下设组训、特务、宣播3个组（后改为第一、第二两个组），由陈术生、王福廷等担任组长。这些特务机构一方面刺探情报；一方面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太湖县戡乱建国委员会”除全力配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进行
“三天一小剿，五天一大剿”
清剿外，还进行清乡、清保、清山、查户，强制推行“五户连坐”制，凡一户“通匪窝共”，五户同罪，逼迫群众自新自首。此外，国民党太湖县政府还利用封建迷信和反动会道门来造谣惑众，扰乱民心，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
随着国民党反攻复辟，各地地主豪绅纷纷返回，一方面组织“猎户队”、“联防队”等反动武装，对解放区干群进行残酷的屠杀；一方面则组织“清算委员会”，向解放区人民进行“倒算”。他们规定：凡土改时所分得的土地、财产或是一针一线，均应向“清算委员会”登记，除全部交还原主外，并应根据情况论处，轻者即根据所分得的财产，处以10倍罚金，重则实行吊打甚至枪杀。乘机地主豪绅又进一步加重了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压榨，有的群众为了向地主豪绅缴罚款而不得不典房押田，出卖农具。如黄岗八士畈，就有5户贫农为了交罚款而将自己仅有的衣服、农具全部出卖。对实在交不出款给“清算委员会”的贫苦农民，就罚他们联合办酒、鸣炮、下跪向地主豪绅“赔礼”，并立下血书，保证永不和共产党联系，许多群众被折磨得家破人亡。对于贫苦革命群众和干部家属则采用更加残酷的刑罚，大部分农会干部和家属均死于敌人的酷刑。在敌人的淫威之下，一些曾参加革命工作的群众被迫自首，许多群众不敢与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接近，信息不灵、语言不通、孤立无援，一度使党的工作十分被动。
敌人凭借暂时的优势，四处搜捕和屠杀革命人士。1947年11月，县长李英带领温克华、李文湘等少数武装人员到徐桥、新仓等地区开展工作。他们在与三区区长陈振元一道活动时，国民党茗北乡乡长严洪勾结望江匪首曹连堂，对游击队和三区区政府进行“围剿”，在罗湾附近的新安庙，李英只身脱险，游击队被冲散。三区区长陈振元被俘，并于28日被杀害于望江县高士岭。
同月下旬，许少林、程西海分别在南斗冲、罗溪乡遭敌包围，所带人员有不少被俘。何银珠、靳凤阁在大中保和石井保搞土改，他们明知形势恶劣，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因未接到上级干部集中活动的通知，仍坚守工作，以致遭到敌人暗算。被俘后，何银珠被大卸八块，靳凤阁被用石头活活砸死。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12月底，县委决定改变土改中干部“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区不离区”的作法，迅速将干部集中起来，随区干队一同行动。
12月初，刚刚组建的太湖县大队编入野战军开走。县委将三纵教导团派来的1个中队，分散到4个区的区干队作了骨干。此时县委手中没有武装，各区干队总计也只有120多人，力量薄弱，各村民兵组织也被摧垮，斗争情形异常艰险，太湖县委和县政府处于十分严峻的境地，不断遭敌袭击。
1948年2月25日，县政府机关20多人在黄岗乡猫石河驻地被敌包围，除县委副书记吴克万和1名工作人员突围外，其余20多人被俘，一分区二十团留守处的被服厂、马匹及物资被抢劫一空。
3月，国民党太湖保安团进驻山区，在南阳一带修筑碉堡，和太湖自卫大队轮番驻防，配合正规部队“清剿”。他们每到一处，采取“清乡”、“清山”、“清户”等毒辣手段，大量屠杀解放区革命群众和农会干部。地主豪绅组织的“猎户队”、乡保公所组织的“警保队”、“警保班”等反动武装，也乘机兴风作浪，群众恨之入骨，称他们为“地头蛇部队”。
4月，太北根据地被包围合击，皖西一地委副书记李唐、一分区敌工科长姚大非等在寺前佛图与敌遭遇，李唐等被俘，7月，李唐被杀害于桐城县黄甲镇。

1947年11月至1948年8月，是太湖解放区最艰难的岁月。敌人疯狂的进剿，使得斗争形势进一步恶化，太湖解放区处境更加困难。国民党四十八师五二六团集中全部力量进剿太湖解放区根据地，根据地范围愈来愈小，到1948年4月底，只剩下太湖西北部的2个保这一小块地方。原有的260多个保中，只有弥陀区的松坪、紫荆及黄龙等几个保还有党组织活动。由于立足之地大部分丢失，宿松、望江、怀宁、潜山等县武装不得不撤回分区。从1947年冬到1949的春，全县太湖籍干部有140多人被杀害，外籍干部、战士被杀害的有19人，此外，在太湖工作的65名南下干部仅幸存32人。
各区干队的工作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48年4月间，弥陀区区干队在反“围剿”中不幸被国民党四十八师1个营正规军包围在桐山冲。激战中，区干队队长祁家辉等9人壮烈牺牲。区级工作处境同样艰难。如黄镇区区长许立仁、南阳区区长高立棠，在危急时，白天在村子里坚持工作，晚上露宿山头。这时，黄镇区干队经受不住艰难困苦的生活，不顾纪律，擅自离开岗位，集体开小差回到原来所在野战部队，后经部队首长批评教育，他们重新回到区干队。
二、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解放区
在太湖革命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一地委、一分区的领导卢仁灿、孔令甫、傅大章、李唐等，多次来太湖县指导工作，讲解全国各解放战场上的大好形势，为县委、政府解决经费困难。
县委、政府领导深受启发，他们召集区干队开会，就如何面对目前形势进行教育，县委总结了4条可以坚持下去的有利条件：一是有上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和物质力量的支持；二是有友邻地区广大群众的帮助，在军事上有不少回旋余地，特别是一地委决定了建立太岳县，太湖县与他们可以互相支援；三是尚有2个区的区干队，有近100人、3挺轻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战斗力不错，特别是尚有一批地方同志了解当地情况，这对于坚持根据地非常宝贵；四是敌人虽然暂时力量上占优势，但全国形势于我有利，敌人兵员质量差，兵源少，失道寡助，只能驻守县城及几个大镇，无力长期控制广大农村。县委进一步强调，只有坚持太湖根据地，才是唯一出路。经过说服教育，大多数同志打消了疑虑，增强了信心。之后，县委变被动为主动，努力寻找战机，抓住敌人弱点，主动出击敌人。李英、吴克万等分别带领小股武装，多次主动进攻，取得一些效果。李英、许少林带领1个班的武装奔袭黄岗乡猫石河村，活捉了敌乡长王平，使这一带的敌人吓破了胆。弥陀区区委和区干队发现该区黄泥乡自卫队防备薄弱，区委副书记赵建武、副区长程耀魁便带区干队主动出击，结果旗开得胜，打死敌人3人，活捉3人，吓得附近几个乡的自卫队都龟缩在县城周围不敢单独出来。黄镇区副书记许立仁和岳中林带领区干队，先后袭击了天华尖、黄界河的土顽和黄苗山、辛家冲的乡自卫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敌乡政权失去武装依靠后，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猖狂了。
5月份，敌人的“清剿”仍在频繁地进行，土地改革已无法再进行下去。5月4日，分区司令员孔令甫、副政委梁诚和地委副书记傅大章等人，在九田乡兰家山召开了全县地方干部和武装人员大会。会议传达了全国的大好形势，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本地区的情况，决定调整组织设置，成立太西、太北两个指挥部，分别组建两个游击大队和由区以下干部组成的武工队，积极开展军事斗争；会议强调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和加强团结等方针。会后，县委作出如下部署：1?全党全民立即动员起来，用武装斗争保卫根据地；2?地方干部迅速组成武工队，发动群众配合部队反“清剿”；3?避开敌人主力，积极歼灭土顽和还乡团；4?捕捉敌特及伪乡、保人员，摧毁反动政权；5?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太西、太北指挥部，成立游击大队。随后太西、太北指挥部正式成立。太北指挥部由程西海、吴克万、石春喜、赵元兴等组成，指挥长程西海，政委吴克万，副指挥长石春喜，副政委赵元兴；太北指挥部所属的武工队，由寺前、新民等区的地方干部组成；游击大队则由寺前、新民等区的区干队和三纵教导团第八中队队部及两个排组成，主要活动于寺前和潜山县的五庙乡一带。太西指挥部由许少林、李英、董保堂、万玉华等组成，指挥长李英，政委许少林，副政委万玉华；太西指挥部所属的武工队由黄镇、南阳、弥陀3个区的区干队150多名干部战士组成，主要活动于南阳河附近地区。兰家山会议以后，太湖县武装力量形成了“拳头”。从此，太湖的武装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太西地区，更为突出。
此时，太西、太北根据地处于国民党第七师和四十八师的夹击之中，弥陀、龙湾、店前、马嘶铺为“清剿”重点。每次大的“清剿”都是蕲春、英山、太湖、宿松等县的自卫队相互配合，一是采取大包围形式，波浪式的推进，进行挤压；二是长途奔袭；三是驻地“清剿”，分片搜山；四是勾结土顽，摧毁地方政权；五是派遣特务，捕杀中共地方干部。在与敌人斗争中，太湖县委根据敌人的活动情况，逐步总结了4条对策：1?当敌人正规军配合土顽向太西、太北根据地大举进攻时，县武装机动灵活地避敌主力，转移外线，保存实力，敌退后尽快返回，歼灭土顽、特务，开展日常工作；2?当敌人正规军配合土顽、特务向皖西一地委、一分区驻地大举进攻时，县武装趁敌后方空虚，深入敌占区，捕捉敌乡、保人员，威胁敌人老巢，以牵制敌人；3?土顽单独进攻根据地时，县武装努力寻找打击敌人的机会，积极消灭土顽的有生力量，保卫根据地；4?当敌人暂时停止“围剿”时，县武装派出侦察人员和警戒小分队到根据地的前沿活动，随时掌握敌情变化，以保证地方干部放心地在后方工作。县委要求全体干部、战士要及时地向群众讲解全国战场令人鼓舞的战争形势，坚定胜利信心；要严格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密切军民关系；要注意做到言传身教，干部要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爱兵如兄弟”的榜样。
1948年4月至9月，国民党整编四十八师和七师先后对皖西一分区和太湖解放区发动7次大的“围剿”，每次都有正规军携土顽1000~3000人，气焰嚣张。一地委、一分区和太湖县委虽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失，但由于太北、太西两个指挥部根据县委制订的灵活多变的战术，次次挫败敌人的阴谋，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6月上旬，四十八师调2个营、鄂东七师调2个营携6个区的土顽共3000多人，分四路扑向太西游击队驻地“清剿”，妄图消灭太西指挥部。太西指挥部决定避开敌人主力，跳出合围圈，向外围转移。指挥部一方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防止敌人抢粮；一方面将地方干部、武工队临时编入游击大队，由万玉华统一指挥行动，在鄂皖边界山区与敌人周旋七八天。最后，敌人一无所获退出解放区，而解放区的地方干部、游击队、武工队均安然无恙。敌人一撤走，太西指挥部带领武装又返回解放区开展工作。
6月底，四十八师、七师及土顽组织了更多的兵力，以皖西一分区和一地委为主要目标，分十路进行“围剿”。吴克万带领太北指挥部10余人到上河保孙家大屋筹粮时，遭遇敌人“扫荡”，激战中4人被俘，损失机枪1挺，所筹粮食丢失。7月1日，一地委和一分区机关被敌人紧紧咬住，在马嘶铺，分区副政委梁诚英勇牺牲，情势十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太湖县委主动给一地委、一分区分忧，趁太湖县城守敌五二六团倾巢而出，城内空虚之机，县委决定率游击大队佯攻县城，打击县城附近的土顽，牵制敌人，减轻分区的压力。许少林、李英、万玉华将弥陀区的工作妥善安置后，带着许立仁和郝科、岳中林等10多位干部与游击大队一起连夜奔赴黄大乡。拂晓，俘虏了敌乡长及职员10多人。地方干部即分头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大好形势和新区政策。消息传到敌五二六团团长兼国民党太湖县县长谢尧的耳里，他以为解放军要攻打县城了，赶快把参与“围剿”的2个营抽了回来。太湖县委见行动目的已达到，迅速回兵向西，打击南阳河的县自卫队，活捉了人称“西霸天”的国民党县参议员胡伯勋。这一行动震慑了太湖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一分区的反“清剿”。
除了反“清剿”斗争，太西指挥部、太西游击队还在本地区与前来进犯的土顽连续打过10多仗，主要有桐山冲战斗、黄界河战斗、夜袭黄界河、新屋畈反包围、磨盘岭伏击战等，影响较大的有杨家边、殷家岭两次伏击战和夜袭田家滩的战斗。
是时，国民党县自卫队和各乡联防队，倚仗人多势众，不断进犯太西、太北根据地。太西游击队主动将南阳河、刘家畈一带的部队撤到河口一带，佯作退却，以迷惑敌人，寻机歼敌。当600多名土顽追到九丘田、兰家山一带，游击队在兰家山的杨家边阵地设伏，歼灭了敌人先头部队，把敌人赶到南阳河以下。9月，国民党县自卫队大队长李宽与6个区联防大队大队长张凯南率1000多区乡土顽，再次进攻田家滩、弥陀寺根据地。太西游击队在殷家岭设伏，歼敌一部分，敌人退回平头岭一线固守，游击队乘胜追击，推进到南阳河以下与敌对峙。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有效地保卫了太西根据地。
夜袭田家滩的战斗，是游击大队根据情报主动向敌人进攻的。当时，游击大队集中在三面尖，得知进犯田家滩的只有土顽一个中队的消息后，星夜奔袭，俘敌30多人，缴获枪20多支、子弹3000多发，打伤并抓获了敌中队长蒙桂标。这次战斗，不仅使游击大队的武器弹药得到了补充，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影响。特别是释放了全部俘虏，对蒙桂标给予优待，包扎伤口，并用担架抬着他，沿途各村次递传送到县城，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太湖县委还注重发挥地方干部、战士的特殊作用。当时，干部战士中有一部分是原新四军中的太湖籍人员，他们不仅作战经验丰富，更熟悉地理人情，和群众有着血肉联系，是一支应该特别重视的力量。县委决定从他们中间抽调一部分人员，组成一个侦察排，由原在新四军任过排长的詹启成（太湖弥陀区人）带领，主要负责搜集敌人的情报，有时也承担一些别的任务，如消灭李子桥股匪等。李子桥（太湖弥陀区人）原是新四军某部连指导员，被俘后叛变，任国民党太湖县弥陀区中心组长，并组织了30多人的土匪武装。由于李子桥是本地人，又是搞情报的，人熟地熟，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工作和武装活动规律掌握的比较清楚，因此，李子桥股匪对太西、太北根据地的危害也就更大，是太湖县委的一个心腹之患。1948年4月，李子桥偷袭桐山冲，八区区长祁家辉、排长隋希应等7人牺牲，2人被俘，7人受伤，区干队受到重大的损失。1948年9月，县委根据情报，派詹启成带领一部分武装力量在太湖田家滩歼灭了这股匪徒，活捉了李子桥，随后太湖县人民政府在弥陀寺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子桥。
1948年10月，根据一地委指示，太西和太北指挥部建制撤销，恢复中共太湖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县委书记许少林，副书记吴克万、董保堂，县长程西海；根据地武装力量合并为太湖县游击大队，政委由许少林兼任，副政委万玉华、赵元兴，大队长宋平，副队长石春喜。县游击大队下辖3个连，共300余人。11月，淮海战役开始，国民党主力部队撤走，太湖县地方反动武装再也无力下乡“清剿”，转为集中防御。县自卫队大队长李宽带领第三中队和部分区乡联防队400余人驻守在辛家冲、完场岭、碎石岭一带，企图阻止县游击大队东进攻城。县游击大队采用奇袭的方法，夜袭平头岭，一举将这股敌人击溃，歼敌一部，俘敌20多人，缴枪8支和部分弹药及两麻袋金圆券，残敌退回县城。12月30日，国民党县自卫队集中3个中队和14个乡联防队共1000余人，由李宽率领，重新驻扎在辛家冲、平头岭一线，要与县游击大队决一死战，妄图作最后垂死挣扎。皖西一分区司令员孔令甫、基干团长侯建新率分区基干团两个主力连，配合县游击大队，采取“猛虎掏心”的战术，按照“先斩其首，再灭其身”的作战方案，直捣辛家冲县自卫队指挥所，切断其退路，然后由辛家冲打到完场岭、平头岭、碎石岭，共歼敌400余人，其中俘敌120多人，打死打伤300多人，缴获迫击炮1门，轻机枪11挺，步枪100余支，子弹数千发，击毙大队长李宽。至此，太湖县地方反动武装大部分被击溃，太西、太北各区解放。
三、土地改革
1947年10月，太湖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对全县的土改工作进行了部署，同时作出5项规定：1?坚决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实行平分土地，满足贫雇农的要求；2?把土改与反霸、镇压反革命分子结合起来，杀人权下放到区委；3?为争取群众和迅速发动群众，一个村子里的土改，时间要加快，力争在1个月内完成；4?凡是搞土改的村，一定要有1名经过训练的干部，没有干部去的村暂不发动土改；5?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遵照上级指示，没有经过批准，区的领导干部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区，在乡和村子里的干部也不能离开自己的乡和村。
为了支持太湖县委开展土改试点，皖西一地委从潜山县调来10多名干部支援太湖县土改，参加土改试点工作。许少林、程西海根据《土地法大纲》对他们进行六七天的短期培训。为探索、总结土改经验，1947年10月间，县委书记许少林带领一个土改工作组到黄岗地区进行试点工作，黄岗乡土改全面展开。许少林到达黄岗后，首先是摸清了土地情况和当地贫苦农民和地主豪绅情况，在掌握情况的基础上，组织贫苦农民开会学习，激发他们对地主豪绅的阶级仇恨，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讨论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通过学习，在提高广大农民阶级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成立了贫民小组和农民协会等各种群众性的组织。每10个农民选举农会代表1人，10户选农会小组长1人、副组长1人，再由小组长共同选举农会干部，选举产生了农会主席汪传久，副主席刘焱来，农会委员李冬为、胡思元、张其俊、汤义为、李西保、汪结顺、汪玉江等，胡庆丰为财粮干事，胡进南为文书。农会组织成立以后，即分组编造了全村田地清册和地主、豪绅、公堂等财产登记册，由各农会小组提出成分划分的初步意见，报经农会审查决定。其成分划分标准是：凡田地有200亩以上者和200亩以下者靠收租吃饭为小地主；家有田地，收租同时又兼营商业者，靠剥削吃饭者为经营地主；凡家有田地，以佣工耕种为主，但自己也稍参加劳动者为半地主；凡原来财产田地甚多，但后因种种情况而家产荡败者为破产地主；身为保长、区长有权有势，靠田地收租敲诈为生，欺压佃户佣农者为恶霸地主；家有田地不多，而靠佣工耕作并管了公堂账目为富农；身为农民而又兼任伪保甲长，欺压群众者为反动富农；占有田地不多，自己又无劳力耕作，将田地租给别人耕作者为小土地出租；占有田地不多，靠自己耕作，自种自给以维持生活者为中农，但中农有上下之分；凡中农家有少数田地，必须佃租他人田地耕种而维持生活者为贫农；土地、农具俱无，纯粹依靠出卖劳力为生者为雇农。根据上述标准确定成分以后，贫民小组和农会组织领导贫、雇农向李着棵、李克念、刘奎元、殷西法、李泥民等地主豪绅进行了诉苦斗争，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将地主和公堂的谷仓进行封存，然后按人口平分；将豪绅地主家及公堂所有土地全部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所分土地好坏均匀搭配。田地分定后，进行插牌分界，农会出榜公布。对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在黄岗先后镇压了李有念、刘葵元、殷绪言等10余个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的土豪劣绅，群众拍手称快。随后，黄镇区、南阳区土改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一地委对太湖县土改工作高度关注，先后几次给太湖增调干部，地委副书记李唐主持召开太湖县委会议，决定派和英到寺前区领导土改。
11月24日，一地委接中原局民政部关于组织贫农团指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纲》，副书记李唐亲自到新民区靠近潜山的一个山村里主持召开寺前、新民两区区干队和村农会、贫农团积极分子会议，除布置按照中共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抓紧完成分配土地的工作外，要求整顿农会和民兵组织，建立贫农团，由贫农团领导农会，参加贫农团的必须三代都是贫雇农。12月上旬，李唐陪同皖西区党委副书记于一川到寺前检查土地改革工作，强调“土改工作不能精雕细刻，要大刀阔斧地干”，要求“10天把土地分到群众手中”。中旬，太湖县委在寺前河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许少林、李英主持，会议要求发动群众，组建农会、民兵组织，建立村政权，开展分浮财、查田和分配土地。李唐到会讲话，批评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会后，太湖县的土改进行得十分快速，不到2个月时间就有30多个村实行了土改。
土改运动的不断扩大和深入，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广大贫雇农积极拥护。土改运动中普遍组织了贫农团并吸收了一大批积极分子为脱产干部，推动了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土改运动提高了贫农的政治觉悟，促进了自卫武装的发展，推动了广大群众参军参战和拥军支前等工作。但是，这次土改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新开辟的解放区中进行的，是在敌人已经开始大规模“清剿”，利用作战间隙进行的，没有考虑新区特点，而是采用华北老区的一些办法，在客观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群众还未真正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要求过急，特别是将杀人权下放到工作组，造成了一些地区在反奸反霸中错杀、多杀，分田、分地中将一些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以及分摊中小工商业者财产的事件多有发生。这些错误，被敌人所利用，敌人通过欺骗宣传，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外逃，致使太湖党组织在被围困的不利情况下，失去了一部分群众的支持，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针对土改中这种“左”的做法，1948年5月25日，中央发出了《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指出新区“应当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粮食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据此，中原局于6月6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25日指示的指示》，提出了贯彻执行新区政策的具体措施。皖西区党委于6月下旬召开会议，学习党中央和中原局的有关指示，肯定工作实绩，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在游击区立即停止土地改革、停止分浮财，禁止到边沿区打土豪，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保护工商业。新区政策的贯彻执行，克服了“左”的政策所引起的混乱现象，召回了一些逃亡的地主、富农和商人，稳定了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改善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四、建立两面政权，积极开展“双减三抗”斗争

1948年的5月底，皖西区党委书记兼区军政委彭涛、军区司令员曾绍山等来到太湖弥陀寺向一地委、县委负责同志传达中央关于贯彻新区政策的具体指示精神。主要内容是：要转变政策，坚决停止急性土改的作法，组织反蒋统一战线；在政治上要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团结、争取、利用各阶层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敌伪内部人员，建立两面政权，在经济上实行“双减三抗”（即减租、减息、抗丁、抗粮、抗捐税）、合理负担的政策，保护工商业者。同时传达刘邓首长关于“开展大别山游击战争”、“坚持下来就是胜利”的指示。
县委利用战争间隙，组织全体干部对党中央这些新的指示，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一致认为，党中央新区指示是符合大别山这样的新区情况的，非常正确，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大家结合一年多来的工作实际，首先坚决清除了头脑中残存的主观主义和“左”的思想认识，并结合以往尤其是抗战时期在敌占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两面政权”的基本经验和精神，畅谈了对新区指示的认识。接着，针对当时的形势和敌伪人员的情况，对建立“两面政权”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作了客观的分析。所谓有利条件，是全国战略大反攻已经开始，战争优势已明显地转到了共产党一边，因此，敌伪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有了后顾之忧，在考虑“后路”问题；同时，太湖党组织已有了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可以依赖，因此，只要县委工作适当，建立“两面政权”是可以实现的。所谓不利因素，就是大别山地区敌人正规军还在，他们仍占据优势，他们妄想消灭或赶走大别山地区党的组织和武装，这就使得党组织建立“两面政权”还存在不少的困难。然而，困难毕竟是暂时的，是支流，是可以改变的。根据这一分析，县委制订了行动方案，并很快组织起了一个较强的工作班子（工作组），由吴克万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主要成员有胡文炎、柳应祥、赵建武、郝科、胡循哲等10余人。为了便于接近当地的中、下层人士，吴克万改变姓名，公开身份是弥陀区区长，胡文炎（太湖人）、柳应祥（潜山五庙乡人）任副区长。工作组除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大力宣传“蒋必败，我必胜”和全国的大好形势，用新区政策对敌人进行心战之外，还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出了三点做法：
（一）选择好的突破口。
当时，弥陀区的弥陀乡有11个保，县委在逐个分析各保的情况后，决定在紫荆保首先突破。一是党组织在这个保已有一些工作基础，二是该保紧靠湖北，远离太湖县城，比较安全，三是该保有个姓刘的地主乡绅尚在家中未出走，其弟又是国民党太湖县党部的职员，主客观两方面都比较有利。如果突破了这个保，必然会影响周围几个保。经过10多天的努力，该保派人和工作组接头，接受了工作组提出的条件（即及时为我方送情报，对我方供应粮食，对敌人搞“三抗”等）。突破紫荆保后，县委以此为基点，继续乘胜前进，花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弥陀乡9个保陆续建起了两面政权。紧接着又在田家乡建立了几个保的两面政权，打开了弥陀区的工作局面。
（二）对上层和群众的工作同时进行，紧密配合。
建立两面政权，其工作对象主要是敌方的上层和中层人物。就个体而言，主要是地主、乡绅、保长、乡长等，不把这些人转过来，两面政权就无法建立。但要掌握敌方的真实情况，做到“对症下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还必须要做好其他阶层人员和广大群众的工作。当时，由于执行了新区政策，尤其是“双减三抗”和合理负担的政策给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符合群众利益，深得群众拥护，他们非常欢迎共产党能与国民党的乡、保搞“合作”，即使是一些家中比较殷实的“肉头户”（小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一部分），由于受到大地主、保长等上层人士的欺压，负担比一般人家要重，也希望共产党建立“两面政权”。因此，县委在大力对上、中层人士进行工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基层群众中其他阶层人士的工作，以这些人为基础、为依靠，上（党的地方政权、武装）下（群众）夹击，取得了很好效果。
（三）软硬兼施，区别对待。
在建立两面政权的过程中，对敌方的一般工作人员和绅士，多是尽量采用政治教育的办法，去开导、启发；而对那些比较顽固的，则针锋相对，决不无原则地宽大、容忍。如在突破田家滩保时，开始工作组多次托人向这个保的保长打招呼，但他却装作不知，一直不理不睬。后来第八区政府向他下了一道命令，限他3日之内必须主动与区政府接头，如胆敢违抗，就要查封他在田家滩街上的商店，并对他本人进行惩办。接到命令的第二天，这个保长就主动来到区政府，领受了区政府布置的任务。
就这样，通过3个多月艰苦努力，县委在太湖地区建立了11个保的两面政权，形成了一块约23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
在建立两面政权的同时，1948年7月间，县委在桐山脚下和黄泥畈，分别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和民主人士会议，推动抗费、抗丁、抗粮和保秋收工作。当时，国民党县政府下令，向每个乡下达征派40个皮油、20万斤粮食，每个保20名壮丁的任务。为挫败国民党县政府这一计划，县委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将以“三抗”工作为中心开展对敌斗争确定为后半年的工作重点。除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开展“三抗”运动外，还将地方干部组成3个工作组，深入各区开展“三抗”工作，同时组织武装力量打击下乡催费、催丁、催粮的国民党地方武装。由于执行了新区政策，加上受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不断取得重大战果的影响，当年度国民党县政府的派征计划大部分落空，在一些地区甚至为零。11月中旬，县委在弥陀紫荆保刘家油坊召开县西、北乡一带部分知名人士会议，乡长、保长、甲长、士绅100余人参加会议。许少林、程西海讲话，刘秀山作了当前形势和我党政策的报告。这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两面政权的建设，打开了统战工作局面。
建立两面政权、开展“双减三抗”的斗争，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在太湖地区的统治，推动了太湖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五、开辟太望游击新区
1947年11月，一地委决定开辟太望边游击区，划太湖的徐桥、江塘、香茗、甘桥、新仓和望江的长岭等地，并以徐桥为中心，成立太望县。皖西一地委电令在霍山坚持斗争的董保堂火速赶到太湖。此时，太湖县委、县政府已撤出县城，和皖西一地委暂驻寺前河。皖西一地委、一专署、一分区领导人卢仁灿、刘秀山、孔令甫、李唐、梁诚等会见了董保堂，指示董保堂到太（湖）望（江）边区开辟游击新区，和望东大队长宋平会合，组建太望边区政权。此时，由于望江地区革命形势恶化，宋平已将望东大队带到太湖境内并消灭敌人1个特务队。
董保堂、宋平在江家塘会合后，按皖西一地委指示，成立了中共太望县工委、县民主政府和县游击大队，董保堂任县工委书记、县长，宋平任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张银海任副大队长，以徐家桥为中心开展活动。
1948年2月间，太望游击大队40余人与宿松县第四区基干武装力量20余人在宿松河塌、高岭和太湖彭湾一带活动时，获得了国民党四十八师1个连和太湖县3个保警中队要到太宿边境东靠山一带抢粮的情报。太望游击大队和宿松第四区武装立即赶到敌人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宿松第四区武装埋伏在东靠山，太望游击大队埋伏在对面的山上。清晨，敌军进入伏击路段，遭到埋伏在两边山头上的太望游击大队和宿松第四区武装的突然袭击后，放弃了抢粮计划，回到了太湖县城。这次战斗，太望游击大队和宿松第四区武装以少胜多，毙敌30余人，俘敌1人，缴枪1支、子弹200多发。
4月，太望工委领导太望县游击大队先后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几名国民党乡保长，对其他乡保长进行了宣传教育。
5月，孔令甫令董保堂到宿松芝麻河参加在刘王庙背后山上召开的会议，准备让董保堂带部队渡江去江南开辟游击区，收集情报，为配合大军渡江作准备。但在望江长岭遭敌堵截，董保堂带领部队与敌人激战后撤离，渡江未果。一地委指示董保堂回分区，太望县大队编入太西大队，太望工委及太望县民主政府建制撤销。
六、建立太岳根据地
1948年春，国民党调走整编二十五师，调来广西军整编四十八师接防。四十八师接防后，立即加紧了对岳西县进攻，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有利于对敌斗争，皖西区党委决定划岳西的白帽、河图铺、深古、南庄、店前河，太湖的马嘶铺、玉珠畈、沙河、冶溪河、南斗冲及英山的杨柳湾等地建立太岳县。
岳西县委接地委指示后，即调李景堂、侯振江与王文焕到太岳两县边区活动。1948年1月，李景堂一行10余人到达店前河，与侯正江、林燃、张智云会合，正式组建太岳县，建立了中共太岳县委、太岳县爱国民主政府。在店前河召开了首次县委会议，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卢仁灿到会作了指示。会上，卢仁灿分析了形势，强调了在太岳县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和有利条件，提出了消灭土顽，放手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的要求。会议确定了当时的主要工作：一是宣告太岳县建立，县政府出安民告示，以稳定人心；二是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提出在运动中不准乱杀人，不准侵犯中农利益，坚决保护工商业；三是武装群众，建立和扩大县、区武装，尽快肃清土顽。会议决定全县设置5个区，明确了各区党政主要干部。地委、军分区决定，张智云从岳西带来的1个排，加上在薛义河地区活动的三纵队教导团1个班，共计40余人，组建太岳县大队。会后，县委、县政府按地委、军分区指示，组建了县大队和各区委、区政府。太岳县委下设5个区委和6个区政府。李景堂任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侯振江任县委副书记兼县大队副政委，王文焕任县长，张智云任县大队副大队长。下设的几个区分别是：一区店前河，区委书记魏林，区长由魏林兼任；二区河图铺，区委书记林燃，区长卫秋生；三区深古，区委书记杨树有，区长尹文涛；四区白帽，区委书记霍凤银，区长李文魁；五区冶溪，区委书记李继康，区长由李继康兼任；六区薛义河，负责人张锁成。
太岳县一建立，敌人即趁太岳县委立足未稳，疯狂进攻，岳（西）、太（湖）、英（山）之敌频繁进行“清剿”，地主武装自卫队狐假虎威，紧密配合，妄图一举把新生的太岳县扼杀在摇篮里。同时，地主组织的“野猪队”、“山林队”、“猎户队”、“还乡团”以及“小刀会”、“大刀会”等也纷纷出笼，并施行五户连保，凡“通匪”、“窝匪”、“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这时，刘邓主力转移外线作战，只留部分武装坚持游击战争。敌人大军压境，太岳县周围地区皆被占领，太岳县委在无后方的条件下，坚持斗争，战斗频繁，环境险恶，生活极为困苦，斗争异常艰巨。
3月，皖西区党委在南庄召开会议，彭涛、曾绍山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和新解放区土改要点的指示精神，传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坚持下来就是胜利”的指示。会后，太岳县委向干部、战士认真进行了传达，并结合太岳的具体情况，进行了部署。
太岳境内虽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长期驻扎，但太湖、岳西、英山等地国民党二十五师、四十八师、七师常来“清剿”，土顽武装也四处侵扰。7月1日，中共皖西一地委和一分区机关在虎丘岭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27周年大会。太湖、岳西、英山之敌对地委、军分区进行“大合围”式的“清剿”，统一指挥，分路合击，企图消灭一地委、分区和太岳县机关。当时一地委和军分区带领二十团、基干团驻虎丘岭，县委、县政府、县大队驻方家老屋。11时，军分区部队在虎丘、马嘶铺与敌人交火，县大队在马玉坳、马达岭打响了阻击战。在分区部队、县大队被敌人四面包围的危急时刻，李景堂带尖刀班冲在最前线，在洛家铺山丘对敌猛冲，掩护机关部队通过冶溪河北上。在北撤路上，李景堂收容了县大队、二十团、基干团掉队的40余人，临时编成1个排，指定了排长，趁黑突围。机关部队过冶溪走到北腰时，与敌再次相遇，侯振江、黄抑强带队奋力冲击，成功分路突围。
1948年秋季以后，国民党正规军第二十五师、四十八师、七师撤出皖西山区，太岳县形势好转。根据皖西区党委和皖西一地委关于恢复太岳根据地的指示，太岳县委抓紧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清剿土顽，发动群众，推进两面政权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到1949年1月底，比较巩固的太岳根据地全面建立。3月底，根据中共皖山地委1949年1月19日，皖西军区决定，从2月1日起，一分区易名皖山分区，同时皖西一地委改称皖山地委。的决定，太岳县正式撤销，除将太湖的桃阳乡划归岳西外，原太湖、岳西所辖区域仍划归各自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