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结束。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和会”在美、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下，拒绝了中国政府关于收回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的合理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对这种丧权辱国的所谓“和平条约”，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签字承认。消息传来，全国群情激愤，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5月4日，北京的13所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被捕学生达30多人。第二天，北京全市学生总罢课，表示强烈抗议，并通电全国。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得到了全国各界积极响应，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实际行动给予北京学生爱国行为支援，最终迫使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拒绝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胜利，加快了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斗志，锻炼了一批进步青年，初步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五四运动点燃的爱国火炬，迅速传遍全国广大城乡，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的消息传到太湖，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影响下的知识青年、群众,立即行动起来，热烈响应。时在安庆任教的赵纶仕赵纶仕（1890-1950），太湖县东雷家墩（今晋熙镇岔路村）人。1913年，在安庆组织成立青年学会太湖支会，其任安庆六邑联立中学校长期间，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1938年，六邑联中从安庆迁至太湖，继续任校长，积极组织和支持学生到城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等活动，并帮助中共党员孙觉等人安全转移到皖北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庆行署和华东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杨慧存杨慧存（1875-1954），太湖县辛家冲孟康畈（今天华镇辛家冲）人。安徽省高等学堂毕业，历任安徽第一师范学校、高级工业学校事务主任，太湖县师资养成所所长，省土地局秘书，省参议员，省长咨询等。1947年，当选为国民政府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政协委员。

    积极与太湖学校联络，动员大家起来响应五四运动。这一行动立即得到以曹镜清曹镜清（1881-1946），祖居黄界河（今太湖县天华镇），后定居县城。晋熙小学体育教师，进步青年，新文化运动积极分子，是太湖县内第一个剪去辫子的男人。一生从事小学教育，历任县立高级小学教员兼管理和晋熙小学训育主任兼科任教员，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把宣传内容写成歌词，谱好曲子，糅合于拳术、舞蹈和游戏之中，教学生演唱。1937年退休后创办救济院，日军两次进犯太湖时，他带领孤儿到山区避难。1946年因病去世。

    为首的太湖进步青年的积极响应。当时太湖县城只有晋熙小学，学生300名（内设一个初中班，有青年学生20余人）。5月10日，晋熙小学即举行罢课声援，接着徐桥商立小学也积极响应。为便于统一行动，曹镜清积极联络各校，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和教职员联合会，出任学联主席，将学生组织起来，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并致电北京对五四爱国运动表示声援和支持。5月18日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太湖当局的恐慌，就在第二天，当学联会组织学生进行街头演讲，发动商民罢市、工人罢工，协助店员和工人组织清查日货时，县知事公署派出商警以维持秩序为名进行阻挠。县知事公署的行为，激起了县城里的店员、工人和手工业者的义愤，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或参加到清查日货的行列，或和广大居民、城郊农民一道，加入示威的队伍，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先是店员、工人举行罢工，接着商民举行罢市，把声援活动进一步推向城乡。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学联会一方面组织宣传队深入四乡八镇进行宣传，如在大河口搭建讲台，广泛宣传五四爱国运动的重大意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卖国求荣的罪恶行为，宣传活动持续数日，听讲群众达数千人。另一方面协同店员、工人组织日货清查小组，对商店进行逐户清查，防止商人出售日货和购进日货。在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全城居民也纷纷行动起来抵制日货，查出日货即行焚烧。徐桥、新仓、弥陀、寺前、店前河（今属岳西县）等集镇的学生、商民、居民也纷纷举行集会，声讨日本侵略行径。终于在6月8日迫使太湖县商会作出“各商店不进日货、不售日货，三日一查，五日一清，查有日货一律焚烧”的决定。6月10日

     太湖人民声援五四运动影响深远。它深入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意义，教育了广大民众,激发了太湖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从此，太湖出现了办新学堂、念新书的新风气，一些新思想、新观念由此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它锻炼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担任中共太湖县委首任书记的甘信元（后用名甘陵）等人均参加了这一活动，启发了众多的工人、城镇居民和手工业者；为五四精神和进步书刊及马列主义的传播，为党组织的建立及早期共产党人在太湖开展活动，为太湖人民声援五卅运动、响应北伐，打下了基础。

第二节太湖人民声援五卅运动

    1925年5月7日，上海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议决，拒绝承认工人组织的工会，要求租界当局及中国官方取缔工会活动。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不准工人进厂。该厂工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工资。日本大班（相当于厂长）竟率领打手向工人开枪，打伤10余人，顾正红身中4弹，伤重身亡。日本厂方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内外棉各厂的愤怒，当天即举行罢工，以示抗议。事件发生后，上海学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走上街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援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遭到租界巡捕拘禁。帝国主义无视中国主权等行为进一步激起上海各界的义愤。5月30日

     五卅惨案发生后，群众自发性的声援活动和在党的领导下有组织的声援活动，迅速在全国兴起。为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6月16日，太湖县晋熙小学400多名师生，在学联发起下，在操场上举行集会，学联主席曹镜清在大会上发表演讲。随之举行罢课、游行示威，组织宣传队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深入街头以小唱、快板形式声援五卅运动，宣传上海工人、学生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英勇精神和英雄事迹。县城商民、手工业者、居民和上街来的农民以及商会人员纷纷加入游行示威行列，手执红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游行队伍达六七千人。游行从上午9时开始直到下午3时结束。之后，全县各集镇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声援五卅运动，迅速掀起了反帝高潮。

    6月17日，太湖商会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派出代表与学联共同组织了日货清查队，逐店清查日货，提出禁止日货输入，禁止日货出售，禁止私藏日货，并当即把查出的日货,如草帽、布匹等全部烧毁。与此同时，成立了太湖县各界支援五卅惨案后援会和仇货检查所，开展募捐和检查日货等活动，工人、农民、商民、学生和教员联合致电上海总工会，表达太湖人民对五卅运动的声援，向遇难者致哀，并表示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

    太湖人民声援五卅运动，再次充分体现了太湖人民的爱国情怀和反帝决心，培育、锻炼了一批先进民众，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5年5月，以《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创办为标志，以民主、科学两面大旗为指引的新文化运动正式兴起，并迅速影响全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19年5月，太湖县民众教育馆复办了停刊多年的《太湖镜报》，三天一刊，每七天增印副刊，宣传新理念、传播新思想。主要内容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封建统治，提倡新政治；反对腐朽没落、男尊女卑，提倡禁烟禁赌、妇女放足等；并设有《土劣楼》、《奇事》等专栏，揭露地方封建统治，讽刺土豪劣绅。主编先后由曹进堂、李淑道等人担任，并成立太湖镜报社。1923年，主编李淑道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当局政治腐败，讽刺县长高寿恒的贪赃枉法行为，《太湖镜报》被勒令停刊。除办报办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外，一些进步教职工开始在课堂教学中宣传科学民主新思想，一些进步青年以剪辫子、剃光头、读进步书刊等实际行动进行响应，出现了曹镜清等光头或剪发青年。此外，太湖籍进步青年还在更广的领域参加了新文化运动。1913年，赵纶仕在安庆成立青年学会太湖支会，组织太湖青年“与全国青年抱同一旨趣而赴之”，积极参与、支持新文化运动。1915年，刘王立明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任世界妇女节制会驻华代表，同年，成立中华妇女节制会并任主席。刘王立明创办书刊，宣传妇女解放，争取中国富强。诗人朱湘朱湘（1904-1933），现代诗人，安徽太湖县弥陀镇人。1919年入南京工业学校预科学习一年﹐受《新青年》的影响﹐开始赞同新文化运动。1920年入清华大学﹐参加清华文学社活动。1922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新诗﹐并加入文学研究会。此后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翻译。1927年9月赴美国留学﹐1929年8月回国﹐应聘到安庆安徽大学任英国文学系主任。1932年夏天去职，漂泊辗转于北平﹑上海﹑长沙等地﹐以写诗卖文为生。终因生活窘困﹐愤懑失望﹐于1933年12月5日晨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船上投江自杀。主要作品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永言集》﹐散文和评论《中书集》﹑《文学闲谈》﹐书信《海外寄霓君》﹑《朱湘书信集》﹐译作《路曼尼亚民歌一斑》﹑《英国近代小说集》﹐《芭乐集》。代表作《摇篮歌》﹑《采莲曲》、《有忆》等。

     朱湘死后被鲁迅称之为“中国的济慈”。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积极倡导新文学，提倡并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这些活动的开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改良作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太湖地区的传播。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19年秋季，县城的晋熙小学就已推行念新书（如国文教科书等新书籍），一些私塾也改为国民小学。当时小学课程不仅在文体上改为白话文，在内容方面也开始删除一些封建性的糟粕，增加了一些宣传民主、科学的新内容。随后，全县城镇乡村出现了办新学堂、念新书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