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五四运动前后太湖社会状况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教会、军阀、封建势力共同把持太湖的政治经济命脉，是太湖县这一时期的基本社会特征。

    一、军阀与豪绅勾结实行专制统治

    当时太湖县行政机构是知事公署俗称县衙,1927年改设为县政府。，下设建设、教育、民政三科，财政、警察两局和司法、监狱等机构，此外还有地主劣绅所控制的议会；在区一级设立自治局，在保设保董、甲设甲长。但真正的大权掌握在安徽省省长吕调元吕调元（1865-1932），太湖江塘乡吕家大屋人。1920-1924年间先后两次任安徽省省长，1924年12月改任安徽铁路督办，1929年任国民革命军东北援军总司令。

     为首的地主豪绅手里。吕调元与太湖西乡辛仲元，北乡张省山、杨成谷、胡鹿鸣，东乡方寿梅，南乡王奇山等互为呼应，垄断了太湖的一切，成为当时太湖的“太上皇”。为强化专制统治，太湖知事公署在县区两级均建立了武装，县设团防局，后改为保卫队或警备队，区设守卫队；许多地方还有为地主豪绅所控制和利用的社、团、帮、大刀会等组织；在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保甲制度的同时，推行封建的宗族管理模式，以所谓的家法、族规为补充，对农民进行压迫和管控。为维系专权统治，县知事公署广征捐税，当时开征的就有人头税、保甲税、房捐等20多种，附税总额占正税的90%，且税率逐年增加。如县城小店主余庆

生1918年交营业税5元，1919年在店面依旧、营业额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税额增至10.5元。此外，还规定18~60岁的男子要负担劳役，18~45岁的男子均需服兵役。

     二、外国教会干预地方政务

     五四运动前，太湖县就有天主堂、圣公会、福音堂、宣道会等7个教会机构，外国传教士公开办教堂进行传教，从畈区的徐家桥本书中的徐家桥是特指，即今徐桥镇老街市区。

到山区的弥陀寺即今弥陀镇老街市区。，都有他们的传教场所，其时已发展教徒500余人。这些教会除广收教徒进行政治、文化渗透外，还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干预地方政务；外国传教士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如天主教的天主堂和基督教的圣公会、福音堂等，就把持了当时知事公署的裁判大权。教会和外国传教士不仅强占民间的土地房产，直接从事盘剥活动，还怂恿教徒为非作歹，根本不受地方政权的约束。在以宗教迷信、神权观念愚昧太湖人民的同时，这些教会还采用办学的形式，从青少年入手进行奴化教育。在1919年前，外国教会就先后在太湖县办起了5所教会学校，年招收学生800余人，是当时全县入学人数的2倍。教会和学校，均以圣经课为必修的德育课，对教徒和进入教会学校的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企图以文化的手段达到政治的目的。

     三、经贸高度垄断

     外国公司垄断经贸市场、县内大商号操纵物价巧取豪夺，是当时太湖县商贸经济的基本特征。首先是外国公司的倾销和掠夺。当时日本、美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在太湖设有班达、协和、祥泰、贸昌、美孚、亚西亚、德士古、光华等8个公司，其时这些公司的营业额占太湖全县工商营业额的80%以上。徐家桥、县城本书中的县城和城关是特指，即今天的老县城。市场上的货物以英货居多，亚西亚、美孚等洋行的煤油和美国烟草公司的香烟充斥着太湖的大小市场。1915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日货迅速进入太湖市场，县城的大街小巷、乡村的大小商家，多经营日货。各列强在大力倾销货物的同时，将太湖的蚕丝、茶叶、茯苓、棉花、烟叶等原料大量运回本国。其次是县内大商号的巧取豪夺，18家商号基本上掌控了外国商号余下的市场份额。民国时期，全县有大小商店400多个，从业人员850余人，徐家桥和县城为境内商业中心。徐家桥更是太湖、宿松、望江三县边区的商业中心，水路可直通安庆、上海、汉口，素有“小上海”之称。当时太湖县内的大商号主要有王信茂、江天益、查天茂、陈裕丰、赵万益、施荣太等18家，这些商号每家流动资金都在数万元银元以上，多的达百万元银元。当农副产品成熟时，各大商号就派人下乡，用低价收进，运往外地换回紧俏货物，再以高价向农民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当时的太湖，没有自由贸易市场，市场垄断成为统治阶层在流通领域盘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经济手段。

     四、土地高度集中

     在土地私有制的年代里，土地自由买卖，但只有少数富户能购置土地，广大劳动人民基本没有土地。清朝时期，太湖县内有号称“曹百万”的占有耕地遍及全县。清末民初，寺前河熙福堂王幼铭占有田产5300余亩，是当时太湖县内占有土地最多、家业最大的地主。此外，吕调元、刘万合、赵树山、陈锡蕃、王崇寿、王崇堂等富户也占有大量土地。以1912年为例，当时全县耕地约4?4万余亩，其中2?7万亩为地主和公堂占有，地主、公堂占有耕地约60%；富户占有耕地约33%；农民占有耕地约7%，人均仅0.14亩。由于耕地绝大部分为少数人占有，少者一户数亩、数十亩，多者一户数百亩、数千亩，因此，没有耕地和少地的农民，只有用租田形式向富户租种田地，忍受佃租和地租剥削。凭借土地所有权，封建统治阶级大肆榨取农民的血汗，除收取高额地租掠夺粮食外，还通过滥征军粮、广征捐税等行政手段和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等市场手段，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当时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田地租，强迫租种田地的农民每年向其缴租谷，一般为年收成的50%~80%；还要额外负担“课鸡课酒”，逢时过节和地主家有婚丧嫁娶还要送礼出夫；此外，还采取放高利贷，以各种名目开征苛捐杂税等方法进行盘剥，如大斗进小斗出、借一还十等。如西乡豪绅辛锡英就用一副猪肚子“换”了一个农户的2斗田,花园的一地主用一壶酒“换”了一个农户的6分地;城西树林冲农民向地主借9升发过水的糙米，经过日晒只有7升，到秋收时硬是还了一担净稻。“朝无呼鸡米，夜无鼠食粮”，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艰苦。残酷剥削和生产资料占有不公、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矛盾进一步加剧，推翻旧的土地制度，成为太湖县广大农民的热切愿望。

     五、农业生产停滞不前

     历史上太湖县是个易旱、易涝地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当时农村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五天无雨小旱，十天无雨大旱，一月无雨无收，无雨受旱，雨大受淹。”1927年，洪水冲破县城护城堤，水淹县城，花园翟惠堤被洪峰冲破，水高数丈，冲毁民房千余间、圩田万余亩，家禽家畜随水漂流。由于耕者无其田和落后的耕作方式，加上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和统治阶级残酷的压榨和掠夺，广大农民劳碌一生仍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缺乏生产积极性；加之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军和清军多次在太湖地区作战和军阀混战的影响，太湖县的农业生产较长时期处于停滞衰退状态。

     六、地方工业起步即面临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县城和徐家桥建立了平民工厂、轧花厂和织布厂，全县手工作坊也有所发展。如平民工厂，时有资本4000多银元,用工40余人。1918年，全县有30多家手工作坊，从业人员1000余人。虽然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而所得工资仅0.2元，只能维持最低生活，但毕竟工厂、作坊还能运转。自从外国商品大量输入后，这些成本较高、技术落后的地方工业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多数是时开时停，有的完全关闭或破产。一批工人和手工业者相继失业，生活十分窘迫，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与日渐高。

     七、文教事业严重落后

     文化方面，1913年，创办了地方报刊《太湖镜报》，但不久即停办，直到1919年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才得以复刊；除民间戏班进行少量戏剧创作和演出外，没有公共文化机构和设施。医卫方面，至1921年，全县共有中医300余人、药店70余家，且多分布在集镇；1916年，湖北人杨兆坤在县城北门开设了第一家西医医院和济医院，1918年，安庆人聂栋云在县城创办了同济医院（7年后迁出）。除这两家医院外，均为个体行医，没有政府主办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广大群众看病就医十分困难。教育方面，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后，各地开始办学堂。当时太湖全县只有县城有一所高小学校，后虽又设置了几所国民小学，但规模较小，设施简陋，年招生能力不足400人。由于当时的教育大权把持在地方豪绅手中，学田学产均为地主阶级把持，而他们不以发展教育为念，只是以办教育为由从中谋利。他们百般克扣教职员工工资，对进步的教职员在政治上迫害、工作上排挤、生活上不予保障，因此，当时的教育较长时期徘徊不前，教育的内容仍然是封建、落后的思想文化。接受教育仍然是富人子弟的特权，有钱人家请私塾，贫苦大众的子弟根本没有就学的机会和权利，全县90%以上人口是文盲。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外来资本和军阀、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特别是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激起了太湖人民的强烈不满，太湖人民奋起抗争，开展了早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第二节太湖人民早期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