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云：“在上有教化，而后草野有人心。”

界址村地处城西乡西南五公里，由原来建华、金平和界址合并而成，是一个充满敬意的地方。

在这里世代居住着曹氏、洪氏、杨氏、周氏等几大家族。明末清初之际，几大姓氏的先祖们从江西各地分迁至界址村，流源清晰，家谱里徙图备载。他们来此安土立业，一路保世滋大，迄今皆有十余世。他们虽非礼乐望族，因袭得各自家风的灌溉濡染，处处念念，深怀乐施不倦之心。尤其族中积厚有力之人，好义敦庞，周穷恤匮，颇存先民遗风。致使各自生齿日繁，民力渐饶渐裕。迄于今世，成就了一脉蒸蒸向化的风物气质。

曹氏家族爱国爱家、劬劳克俭的家风源远流长。据民国三十一年曹氏三修宗谱所载，大约在元季，曹氏从黄梅县迁至湖邑，繁衍生息，成为太湖的一大望族。谱中家训共十二条，有“爱国家、孝父母、务勤俭”等。首条“爱国家”写道：“国民固当尽忠尽孝，御侮建国，力图自强，明于自治。为士者怀德怀刑，有学有守，献身报国，勤谨服公。”凛然大义于国家的家族习尚，震撼人心。超越了狭隘的家族个体，融入每一位成员的血脉，成为规范家族子弟们言行举止的内生动力。

曹氏后人遵循家训和家戒，秉承忠义精神，弘扬仁爱之风，忠于国家，孝于家庭。待人以仁，邻里和睦，乐善好施。家族子弟们勤奋读书，踏实工作，以实际行动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洪氏家族的家风亦不容忽视。洪氏后人秉承“治家以礼法为重”的祖训，视家训为“宗佑之鼎彝”，家风继继绳绳，将操守融入日常生活。洪氏家训共有十五条，如“治家之法，门户务宜严。”“亲疏源流，皆是骨肉。”“凡人未必生来富贵，勤俭乃致富之基。”“养子如养芝兰，积学以培植之，积善以滋润之。”条条朴素易懂，简洁明了，直抵人心。洪氏家训成为洪氏后人引以为傲的精神象征。谱中还记载了很多先祖的个传，或居心仁厚，操行高洁，雅好书史，肆意林泉之下；或立体端方，衣服不尚华丽，子弟则率之；或周济穷困，不惜一己之橐。这些籍籍无名的本土士民，他们的廉洁高标，无不让人肃然起敬。这种家风培养了洪氏子孙严谨的作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现代，洪氏后人中有不少成为学者、医生和政府官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着洪氏家风，为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

杨氏家族同样以其优良的家风在城西乡享有盛誉。杨氏家训共有十二条，有“孝父母和兄弟、明尊卑”等，从多个维度为子孙后代提供行为准则。如“敦诗书”条载：“择名师益友，以启扩其心胸，培养其气质，造有用之才。”至今读来仍鲜活如新。正因如此，家风的内涵精神，深深植根于杨氏族人的心中，传承不辍。

杨氏家谱中见到刑部尚书李振祜、赵畇、两江总督陈桂生之子、历宦至詹事府提督的陈宪曾、李振钧之师、禁烟名臣黄爵滋、历宦至直隶布政使的桐城人光聪谐等人所撰的谱序。这些人物在道光时期，皆是一时的簪缨英流。赵畇在谱序后，四言以赞：“无忧旧宅，壤接花香。蓬村故里，保属思常。洞岩烟雨，可即可望。”“螽斯衍庆，趾呈征祥。何以赠之，日引月长。”族中子弟一边勤劳耕作，一边刻苦读书，力求德才兼备。更有为官一方者，清正廉洁，不贪不腐，造福众生。

界址村敦睦堂周氏家谱的开篇谱序为李振庸所撰。李振庸为树林冲“南门李”十二进士之一，他在谱序中指出“周府系出汝昌，自客公由江右鄱阳迁湖。积德累仁，植基孔后。”还提到周氏第一位进士周玺，周玺于明朝弘治时期释褐，官至顺天府丞。他慷慨好言事，建议多被明孝宗朱祐樘采纳。周玺作为一代名臣，著有《垂光集》。在任吏部给事中、礼部给事中期间，十三次上疏，直陈己见，“言皆痛切”。尤其弹劾佞臣刘瑾两疏，“直气坌涌，声溢简外。”赵畇评价周玺道：“骨鲠忠贞，已赫然昭于史册。”“在本邑中，罕有其比者。”民国十一年重修宗谱，时任安徽省省长吕调元再次序道：“贵府诗礼名门，衣冠望族，求之吾邑，罕有其俦。”

周氏家训共十条，涵盖夫妇和睦、教育子孙、崇尚勤俭、恤孤寡、戒唆讼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不仅强调了家庭内部的和谐，还明确了家族成员在社会中的责任与义务。族人在经商、务农之中，皆以诚信为先，不欺不诈，广结善缘。居家生活，勤俭节约，衣食住行，不尚奢华。族中长者，常言传身教，教导子弟诚实做人，勤劳致富。

“天不假易，亦不汝匮。春无遗勤，秋有厚冀。”隐于田畴山林之间的界址村，自古民风淳朴。洪氏、周氏、曹氏、杨氏等家族，家风虽异，却皆以德行为先，以教化为重。历经千百年风霜雨雪的洗礼，传承不衰，有一种强大的惯性力量，是家庭伦理和家庭美德的集中体现，俨然已成为乡村文化的瑰宝。这些家训不仅反映出不同家族的价值观，也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推动新时代乡村文明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