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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太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抗日救亡运动

发布:2011-05-11

第一节太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于7月9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民族危机和民众要求一致对外的呼声压力下,国民党响应中共主张,开始与中共谈判。7月14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就国共合作问题在庐山举行会谈。这时,蒋介石尚未下决心发动全面抗战,不愿意承认与共产党的平等地位,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当日军占领平津和上海,形势日趋紧张时,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认真对待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4日,中共中央应国民党邀请,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由于日军八一三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迫于日军不断扩大侵略的形势,急于调动红军赴抗日前线,在全国军民抗日呼声高涨的推动下,发表了《国民党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设立总指挥部。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共4?5万人。同年10月,国共两党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全军编为4个支队,共1?03万人。在国民党统治的南京、上海、西安、太原、武汉、兰州、南昌、迪化、长沙、洛阳、广州、桂林、重庆等城市,设立八路军和新四军办事处、通讯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发表声明和谈话,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由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日本侵略军把战火燃烧到江淮大地的危急时刻,主持皖政的国民党新桂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采取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姿态,决定开展民众抗日总动员。
1938年2月23日,由国民党左派著名人士朱蕴山提议,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同意,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后改称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在六安成立,并于3月5日正式办公。省动委会主任由民政厅厅长张义纯
张义纯(1895—1982),安徽肥东人,桂系骨干将领。历任国民革命军江右军总指挥部少将参谋处长、第六军十八师副师长,参加北伐后任第十九军二师师长、第四集团军第十八军副军长、第四集团军第五十六师师长,参加反蒋的蒋桂战争失败后卸职闲居杭州,后任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第十五军参谋长和第七军参谋长、中将第四十八军参谋长、第四十八军副军长,1938年2月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并代理安徽省政府主席,不久又兼任安徽省军管区副司令,后任第四十八军军长、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一度代理总司令、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3月任皖南行署主任,旋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兼安徽省保安司令和安徽省军管区司令,5月8日在浙江开化被俘。后任民革上海市委对台工作宣传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82年9月19日在上海病逝。
兼任,其日常工作由秘书长章乃器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国民主先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2年出任国家首任粮食部长,是一位杰出的理财家。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
负责。省动委会是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有各界人士参加、以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起骨干作用的、指导民众抗日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下设各县分会、区分会、乡镇分会。
同年5月,太湖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正式成立。在中共太湖党组织、省动委会各抗日工作团及真心抗日、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安徽省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张节和太湖县政府县长王建五等的共同推动下,太湖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第二节太湖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
1938年4月,省动委会派张效良(又名张克良)来太湖县筹建动委会。5月,张效良在县城孔庙召开全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余人。会上,张效良宣讲了国内外形势和成立动委会的重大意义;通过协商提名、讨论通过的方法,大会选出了张效良、熊本旭(县长)、李宛民(又名李楣,回乡大学生)、赵纶仕(六邑联中校长)、王甸平(中学教员)、李西溟(中学教员)、杨慧存(省参议、六邑联中董事长)、韦格六(县参议长)、吴雨权(小学校长)、方壮猷(中学教员)等人组成安徽省太湖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县动委会)。熊本旭为主任委员,张效良为指导员。县动委会下设组织、宣传、情报、总务等部,县动委会机关设在县城圣公会内。
县动委会成立后,各区、镇、乡动委会也相继成立。当时,全县共划4个区、31个乡镇。各区、乡、镇动委会主任由区、乡、镇长兼任,指导员一般由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担任。区动委会有委员78人,乡、镇动委会有委员294人。
县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协助政府和军队抗日。县动委会开展的工作主要有五项:发动群众拆除碉堡;搞合理负担,富人多出钱,减轻贫穷户的负担;组织群众反贪污,撤换那些贪污的乡、保长;在薛义河设卡,查缉由六安、立煌等地出山的可疑人员;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成立各种抗日组织。
1938年7月下旬,太湖县城沦陷。县动委会机关先后迁到山区牛凸岭、薛义河等地。由于农村生活艰苦,张效良主动向省动委会辞去了县动委会指导员职务。为了更好地利用动委会这一公开合法组织推动工作,经省动委会组织部副部长周新民的安排,共产党员孙毅出任太湖县动委会指导员。在太湖县城沦陷一个多月期间,国民党太湖县政府县长熊本旭逃跑,全县日常行政管理、民事纠纷、支援前线等工作,均由中共太湖特支以动委会名义处置。太湖县党组织利用统一战线有利时机,以动委会名义,先后推荐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出任县、区、乡政府工作人员。如:推荐省属第十四工作团团员郝震出任县政府教育科长,李宛民出任三区区长,陈蝉鸣出任三区动委会指导员,张奕襄(后用名张笠)出任四区区长兼动委会指导员,张太鸿(后用名张擎)、石磊(后用名石明之)、辛燮堂、王成九等出任乡长;省属第三十四抗日工作团团员李文涛出任国民党太湖县党部书记长。中共党组织通过动委会这一组织形式开展工作,使之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施者,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动委会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群众尊称为“动老爷”。这一时期(1938年夏至1939年春)是太湖抗日救亡的“黄金时代”。
1939年2月,积极反共的张威遐调任第一行政督察区专员并兼任太湖县县长,孙毅与徐国定因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被迫离开太湖。张威遐任命黄德馥接任县动委会指导员,从此,县动委会被国民党顽固派一手操纵,成为官僚衙门与宣传反共的机构。
第三节抗日工作团在太湖
1938年夏,安徽省动委会派省直属第十四、第三十四、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三十一等抗日工作团,先后来到太湖,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一、省直属第十四抗日工作团在太湖
1938年夏季,省直属第十四抗日工作团来太湖,重点在一区(城区)、二区(新仓、徐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团长石安国,团员有郝震、程一萍等20余人。1938年秋,为扩大统一战线,省直属第十四抗日工作团应十三游击纵队司令兼第一行政专署专员张节的邀请,全部转入“十三游”,组成政工大队。
1938年冬,县动委会直属工作团改编为新的省直属第十四抗日工作团,张奕浑(后用名张维)任团长,石磊任副团长,张剑飞任总务,团员有杨雨初(后用名杨丽川)、张太鸿、陈久亭、张友明、辛燮堂、辛楠堂(女)、金一波(女)、徐进、辛德轩等20余人。工作团活动地点主要在太湖县四区(牛镇、天桥一带)。1939年夏,该团离开太湖到宿松、望江、岳西等县开展工作。1940年春,根据党的指示,第十四工作团从岳西出发,全部到了无为开城桥,参加了新四军。
二、省直属第三十四抗日工作团在太湖
1938年夏,省直属第三十四抗日工作团从怀宁来到太湖。团长孙觉(女),团员有李文涛、陈蝉鸣、陈洁、韦育琼、赵荣文、姚安怀、李朴民、黄世勋等10余人。工作团主要在一区(城关)、三区(小池、寺前)一带活动。1939年春夏间,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省直属第三十四抗日工作团宣布解散,一部分团员去延安,一部分团员隐蔽在六邑中学当教员,后去皖北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团员回到了自己家乡。
三、太湖县动委会直属抗日工作团
1938年六七月间,在太湖县动委会的发动、组织下,以本县青年学生为主体,组成了县动委会直属抗日工作团(又称委托团)。团长由县动委会干事徐国定兼任,团员有一二十人。同年七八月间,县动委会迁到牛凸岭,第四区动委会的一部分抗日进步青年被编入县属工作团,张奕浑任团长,团员有张剑飞、张太鸿、辛燮堂、张友明等20多人。同年冬,县属工作团改编为新的省属第十四抗日工作团,由南昌豫章中学回乡学生陈斐力接任工作团团长,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加入工作团。
县属工作团驻在县动委会机关内,归县动委会直接领导。工作团在县城和各区、乡都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及破除迷信、剪发放足、禁吸鸦片、减租减息、斗争贪官污吏等活动,并协助区、乡动委会建立农民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青年抗敌协会及抗日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动员各界群众成立担架运输队,慰问伤病员,建立盘查哨,捉拿汉奸,动员民众参军抗日。
1940年夏,县属抗日工作团被县动委会和国民党太湖县党部宣布解散,团员另行招收,团长陈斐力(后用名陈刚慈)被撤职。
1938年夏至1939年初,先后还有省直属第二十一抗日工作团、第二十六抗日工作团、第三十一抗日工作团、第十三抗日工作团及上海抗日救亡第八队、广西二十一集团军战地服务团第三政工大队等来太湖开展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第四节太湖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太湖县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和中共安徽省工委,先后派党员到太湖县重建党组织。在1938年至1939年间,在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下,太湖县党组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一、中共皖中工作委员会
为了加强党对皖中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938年4月,中共长江局派党训班干部孙毅随新四军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行军到皖西立煌县,随后孙毅率从四支队战地服务团中挑选出来的林轩(女)、黄嘉珍(女)、陈蝉鸣、丁惠民、吴学良等一同到达太湖。将他们分别安排在潜山、桐城、太湖县动委会工作后,孙毅回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周恩来、方毅、彭康等指示:“要在安徽中部选择一个地点适中的县作为开辟这一地区建党工作中心,要向左右发展,向南北开拓。”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共长江局从青训班第二大队抽调党支部委员徐国定(女)与孙毅一道回到皖中。后经安徽省动委会的周新民介绍,徐国定到太湖县动委会工作。而孙毅则以徐家女婿(徐国定的父亲徐琏系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留法回国参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为公开身份,在太湖开展皖中地区的建党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
孙毅、徐国定到太湖后,在中共安徽省工委(后改为鄂豫皖边区党委)领导下,于6月成立了中共皖中地区工作委员会(即中共太湖中心县委,简称皖中工委),孙毅任书记,委员有徐国定、周鲁(女,后用名周之禾)、林轩、储醉醒。皖中工委以太湖为中心,具体负责太湖、潜山、岳西、宿松、怀宁、望江、桐城、黄梅、英山等地党的工作。皖中工委下属党组织有:太湖特支(书记徐国定)、潜山特支(书记林轩)、黄梅特支(书记周鲁)、岳西特支(书记储醉醒)以及联系望江、怀宁、宿松、桐城、英山等县的新党员和恢复党籍的党员,单线联系国民党一七六师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麦世法。同年6月30日,方柏(中共安徽省工委)向烈兄(中共长江局)汇报,决定撤销孙毅中心县委书记职务,将中共太湖中心县委下辖党组织改由新成立的中共岳西中心县委领导。但实际上孙毅并没有离开太湖,而是以皖中工委的名义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工作。同年12月,鄂豫皖边区党委决定重建中共太湖中心县委,孙毅任书记,方琦德任副书记。
皖中工委此时的工作,主要是在这一地区重建和发展党组织,开展与国民党四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太湖县政府县长王建五的统战工作以及对国民党安徽省第一行政督察专署专员张威遐的斗争。
二、中共太湖特支
1938年6月,中共太湖特别支部成立,徐国定任中共太湖特支书记,陈蝉鸣任副书记,孙毅介绍建党积极分子李楣(后用名李宛民)协助特支开展工作。
1938年7月下旬,太湖县城沦陷后,徐国定以动委会人员身份深入到第三区、第四区开展党的活动,首先发展了李宛民、张奕襄、石磊、刘恒、陈久亭、杨雨初、张奕浑、张太鸿等革命青年入党,成立中共太湖四区特别支部,张奕襄任书记,石磊任宣传干事,刘恒任组织干事。太湖四区在沦陷期间成为全县行政中心,也是太湖特支的工作据点和抗战工作开展较早、较好的地区。
与此同时,特支副书记陈蝉鸣(公开身份是三区动委会指导员)、新党员陈久亭来三区协助李宛民(三区区长)开展建党工作,发展了梅义训、朱克屺、王成久等入党,成立了太湖三区特别支部,李宛民任书记。自此,三区党的组织建设、抗日宣传工作、改善人民生活以及推行抗日战争中的民主制度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
8月底,县城收复后,中共太湖特支在县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增补李宛民、张奕襄为特支委员。此后,太湖县党员人数增加,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在县城机关、一区(城关)、二区(徐桥)、县属工作团、七邑中学等单位发展了不少党员,成立了县城机关直属支部和太湖二区党支部,还在不能成立支部的单位成立了党小组。这一年,省动委会派十四、二十一、二十六、三十一等抗日工作团来太湖开展抗日活动,十四团团长石安国、二十一团团长查化纯、二十六团团长陈汗勋、三十一团团长王榕均是中共党员,工作团团员内也有不少是党员;在太湖活动期间,他们的组织关系属中共太湖特支领导。不仅如此,中共太湖特支还在抗日工作团积极开展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工作。孙毅介绍省属三十四工作团团长孙觉和团员李文涛、陈洁、姚安怀(后用名程萍)、李朴民等人入党,成立了省属第三十四抗日工作团委党支部,孙觉任支部书记。在以太湖四区进步青年为主体的新十四抗日工作团也成立了党支部,工作团团长张维任支部书记,党员有石磊、杨雨初、张太鸣等。
到年底,太湖特支下属6个支部,党小组若干个,全县党员发展到30余人。
三、中共太湖县委和太湖中心县委
1938年12月,经鄂豫皖边区党委批准,中共太湖特支正式改为中共太湖县委。当时,孙毅、徐国定乘县政府召开各区、乡行政大会之便,特支以县动委会名义召开了党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党员约20人。会上,孙毅正式宣布成立中共太湖县委,徐国定任县委书记(负责组织),张奕襄、李宛民(负责统战)、石安国(负责宣传)、查化纯、陈久亭(负责军事)等人任县委委员。太湖成为皖西山区第一个成立县委的县。
中共太湖县委下辖6个党支部(3个区的党支部、2个工作团的党支部、县城机关直属支部)和若干个党小组,党员到1939年春发展到50余人。
1938年12月,鄂豫皖边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太湖中心县委,书记孙毅,副书记方琦德,组织部部长徐国定,皖中工委随之撤销。太湖中心县委管辖:太湖、岳西、宿松、潜山、望江、桐城、怀宁、安庆等地的党组织。
1939年2月初,张威遐调任安徽省第一行政督察专署专员兼太湖县政府县长后,打着“维护桂系在皖的权利及防止共党势力渗透到桂系军队之中”的幌子,夺取抗战领导权,加剧反共、反民主活动,掀起反共高潮,扬言“将逮捕以孙毅为首的17名共党分子”。孙毅请示鄂豫皖边委得到指示后,于2月底与徐国定和通讯员詹典槐离开太湖,前往立煌向鄂豫皖边区党委报到。
孙毅、徐国定奉调离开太湖时,未召开党内会议,只是在路过四区弥陀寺时,向张奕襄简单交代了工作,并叮嘱要“提高警惕,坚持斗争”。到达立煌后,将太湖县和原皖中工委管辖的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名单上交鄂豫皖边区党委,中共太湖县委随之撤销,中共太湖中心县委(方琦德任书记)转到岳西活动。
1939年三四月,国民党太湖县党部书记长李文涛被撤职,张威遐要将四区区长张奕襄、乡长石磊、张太鸣、辛燮堂等人撤职拿办。由于形势恶化,三十四工作团宣布解散,十四工作团被迫离开太湖,开往宿松等县活动,大部分省属工作团调走。李宛民受潜山县政府县长王建五之约,担任了潜山县政府第一科科长;张奕襄则到了潜山的广西军战地服务团第三政工大队工作;陈久亭则打入潜山自卫队任分队长;太湖不少党员和工作团员也纷纷转移到潜山和皖东北等抗日根据地。
1939年秋,鄂豫皖边区党委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边区巡视员王枫来潜山召集张奕襄、李宛民等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上指定张奕襄代表潜、太的党组织出席边区党代会。张奕襄到英山后,英山的党代表李静一已开过会回来了。张奕襄听李静一传达会议精神后,返回太湖,想办法与十四工作团和在潜山的李宛民、在太湖县城的刘恒取得了联系,继续在太、岳、潜一带坚持地下斗争。
1940年春,驻在岳西的十四工作团接上级党委指示,撤出大别山,到皖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张奕浑、石磊派人通知张奕襄到了岳西,在衙前召开了紧急党员会议,研究了有关十四团的撤离行动。十四团在张奕浑、石磊的带动下,带着党组织介绍信,经潜山、桐城,几经周折,到无为开城桥全部参加新四军。张奕襄、杨雨初则回到太湖,动员李宛民、刘恒投奔新四军未果,后经潜山到无为参加了新四军。
太湖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对开展太湖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太湖党组织发动和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践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在斗争中引导了一大批优秀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壮大了革命队伍。如李宛民、张奕襄、张奕浑、石磊、杨雨初、姚安怀、李朴民、赵荣文、张剑飞、辛燮堂、辛南堂、张友明、张友梅等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就是这时走上了革命道路,并逐步成长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第五节党领导下的太湖抗日救亡运动
中共太湖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广泛发动和团结各阶层人民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开创了太湖地区抗日救亡新局面。
一、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各阶层民众的支持
太湖党组织非常重视对国民党军政官员的统战工作。这时,太湖是第一行政督察专署所在地,同时还有国民党四十八军、十三游击纵队等驻军,所以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很重要。国民党十三游击纵队司令、第一行政督察专署专员张节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与太湖县党组织合作。1938年7月,在日军逼进太湖前,张节设法获准释放了关押在专署监狱和看守所的全部政治犯,9月,张节在辛家冲主办抗日青年训练班,招收青年学生300余人,并抽调十三游击纵队的部分班、排长等参加学习,敦请太湖县党组织帮助,聘请中共党员孙益坚、洪沛(程一萍)、霍笃先、韩风等出任青训班的政治教官和教员,这批学员中不少人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
国民党太湖县长王建五在全面抗战政策感召下,一直与中共太湖党组织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王建五根据中共太湖党组织的意见,撤掉了一些贪赃枉法、欺压民众的官僚,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区长和乡长,王建五接受孙毅的建议,向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推荐省属第三十四抗日工作团团员李文涛出任国民党太湖县党部书记长。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疯狂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已调任国民党潜山县政府县长的王建五,将共产党员李宛民、张奕襄、陈久亭等先后安排到潜山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工作,保证了他们的安全转移。
爱国民主人士王甸平、赵纶仕等在县政府教育科长、共产党员郝震的团结帮助下,积极创办和恢复民众教育,并在六邑联中校内,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组织学生经常上街游行,散发抗日传单,宣传抗日。此外,太湖县党组织与国民党四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七六师师长区寿年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在同国民党顽固派张威遐等的斗争中,妥善周旋,争取到了区寿年的支持,滞缓了张威遐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二、参与地方政权,积极争取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动权
1938年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在太湖地区形成,但县、区、乡政权仍然掌握在国民党官僚手里。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中,有的害怕,临阵脱逃,如国民党县长熊本旭等;有的继续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如四区区长胡慎忠等。根据这个情况,太湖党组织认为,要取得抗日救亡运动的主动权,必须掌握地方政权。1938年7月,太湖县城沦陷,县长熊本旭携印逃跑,经省动委会周新民推荐,安徽省政府派王建五接任太湖县长。通过做工作,王建五积极采纳了中共太湖特支对地方政权人事结构安排的意见,与二十一集团军战地服务团政工队队长刘保罗联名用电报请示集团军总部,撤掉了三区、四区区长,并批准中共党员、省直属十四工作团团员郝震出任县政府教育科长,特支委员李宛民出任三区区长,特支委员张奕襄出任四区区长兼区动委会指导员,中共党员张太鸿、石磊、王成九等出任乡长。为掌握国民党内情,中共太湖特支还通过王建五向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推荐省属三十四工作团团员、共产党员李文涛出任了国民党太湖县党部书记长。这样,全县4个区,除一区外,其余3个区的区长均由太湖特支委员和共产党员担任,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担任乡长,中共太湖组织掌握了全县的部分政权。同时,中共太湖组织还发动群众,对基层政权中贪赃枉法的乡、保长进行了斗争。1939年春,四区在黄界河召开群众大会,对保长黄茂恒进行了斗争,当众撤销其保长职务,没收贪污的财物,还将斗争情况刊登在《太湖报》上,在全县震动很大。
三、发挥县动委会、抗日工作团的作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中共太湖特支通过动委会和抗日工作团这些合法组织,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主张,动员民众广泛参与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救亡运动在太湖蓬勃开展。
1938年夏,省动委会先后派十四工作团、三十四工作团和县属委托工作团(又称委托团)等,深入到全县四乡八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发动全县广大人民,投身抗日。他们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把宣传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他们有的发表宣言或檄文,号召民众抗日,如四区在6月发表动委会宣言,号召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同心同德,协助政府和军队抗战,三区动委会在《晋熙日报》上发表《给农友们》等革命檄文,号召农友投身抗日;有的演文明戏,如《放下你的鞭子》、《可怜的富翁》等;有的教唱抗日歌曲,如《三江好》、《七字唱》、《大刀进行曲》等,这些戏剧和歌曲,剧情、歌词通俗易懂,感染力强;有的出黑板报、墙刊和创办报纸来宣传抗战,如省直属三十四工作团团长孙觉主编的《太湖报》,着重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报导抗战情况,安抚人心,抨击有碍于团结进步的“亡国论”,提供战时必要的防空、防谍知识,交流抗日救亡工作经验,受到广泛好评;有的举办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如羊角河小学利用夜校报告抗战形势,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到校的人数越来越多;有的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如四区动委会和省直属十四工作团一道,在弥陀寺召开全区妇女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对妇女进行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教育,号召她们积极参与、支持抗战工作,三区动委会在省直属三十四工作团的配合下,一面开展抗日宣传,一面还突破日军封锁,克服重重困难,由李朴民等从外地采购纸张和宣传品,及时供给了全县的宣传用纸和用品,上海抗日救亡第八队一到太湖就发表《告太湖父老姊妹书》,在4个月里就到城乡演出15场,如话剧《生路》、《二伤兵》、《来几个杀几个》、《民族公敌》、《毒药》、《壮丁》、《女义军》、《流亡三部曲》等,还举行时事报告会,编印《敌人来了怎么办》、《打游击》的小册子进行宣传。这些活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深受群众欢迎。
在宣传发动的基础上,县、区、乡动委会还开展了组织民众的工作,在全县普遍建立青年抗敌协会、妇女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抗日儿童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到1938年9月,全县各级动委会建立,民众抗日团体发展到100个,参加人员共12548人,其中青年抗敌协会6个、会员582人,农民抗敌协会46个、会员5882人,商民抗敌协会1个、会员700人,工人抗敌协会1个、会员580人,妇女抗敌协会10个、会员1803人,抗日儿童团36个、会员3001人。广大人民群众源源不断地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四、组建抗日武装,开展反霸锄奸
中共太湖特支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基础上,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太湖特支书记徐国定以县动委会宣传部长名义,深入到各个区乡进行抗战宣传,动员群众把国民党部队遗弃在民间的枪支聚集起来,组织抗日武装自卫队。首先在第四区由张奕襄、张奕浑、张剑飞等先后在羊角河和田家滩各组织了一支20~30人的抗日武装自卫队,在全县影响很大。徐国定还派共产党员陈久亭担任军事教官,对抗日武装自卫队进行军事训练。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全县30多个乡镇共组织了1000多人的抗日自卫队。
太湖县党组织还在乡村开展减租减息、反对贪污、反对出售日货、反对抬高物价等活动。在薛义河、辛家冲等地设立瞭望哨、盘查哨,缉查由六安、立煌等地出山的可疑人员,抓获了不少汉奸、特务。1938年7月,太湖沦陷后,日军准备在太湖建立“维持会”,挑选地主充当维持会长,太湖特支得到消息后,立即上门教育说理,晓以大义,地主被说服,表示不当维持会长。因日军占领太湖时间短和没人愿意出来当“维持会”会长,因此,太湖没有成立汉奸组织。9月,新建立的省直属十四抗日工作团,在中共党员张奕浑、石磊的领导下,在刘家畈召开千人群众大会,斗争了垄断“国防盐”、抬高盐价的恶霸奸商聂亚豪;在弥陀寺扣押了贪污作恶的四区区长胡慎忠,将其游街示众,推动了减租减息工作的开展。
在此期间,中共太湖特支在县城还破获了两起汉奸、特务案件。一起是驻太湖县城天主堂的意大利神父为日军搜集并提供军事情报的国际间谍案;一起是太湖劣绅李某某勾结日军,向日军密送情报并准备充当伪太湖县长的汉奸案。案件破获后,将收缴的与日军来往密件、情报底稿、枪支弹药、收发报机、望远镜等间谍工具和两名案犯押送立煌县受审。这两起大案由太湖党组织派孙毅、赵荣秩等发动群众,并督促四十八军副军长区寿年配合破获的。共产党员孙毅担任指导员的太湖动委会因此得到了二十一集团军总部的嘉奖和表彰。反霸锄奸活动的开展,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人民的志气,促进了救亡运动的顺利进行。

第六节国民党爱国官兵奋勇抗击日军进攻
一、太湖阻击战迫使日军临时改变作战计划
侵华日军为指挥沿江部队进攻武汉,1938年6月21日,日军大本营在国内编成了第十一军司令部,以冈村宁次中将为军司令官。7月15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开始指挥,19日,命令所属第六师团由潜山西进,进攻太湖、宿松、黄梅,以策应海军沿江部队及江南陆上部队进攻九江。24日,日军开始进攻太湖,先头部队为今村胜次少将指挥的第十一旅团及配属的野炮兵第六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六联队。当时,为了阻止日军从江北进攻汉口,根据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白崇禧的意见,李品仙第四兵团所属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守备宿松、黄梅及九江对岸的小池口地区;王瓒绪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徐源泉的第二十六集团军、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均部署在大别山南麓,依托大别山,坚守潜山、太湖、宿松、黄梅公路,准备侧击敌人。
7月24日,第六师团坂井支队(7月底新旅团长今村胜次少将就任,改称今村支队)从潜山以西的河头铺、陶西屋附近开始行动,在击败驻潜山黄铺、桃花铺的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后,继续向太湖进击。7月25日,日军兵分两路进击太湖。一路从潜山经太湖小池、刘羊,一路从怀宁石牌经太湖新仓,向太湖县城进攻。国民政府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第一三八师莫德宏部在太湖小池、刘山铺、东山头、县城等地顽强阻击。从26日清晨开始,在6架飞机和二三十门炮火支持下,日军约2个联队向太湖东部一三八师第一线猛攻,战斗异常激烈,一三八师炮弹用尽,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即令星夜解运,双方伤亡在七八百人以上。激战至26日正午,太湖县城失守,城内百余守军尽皆牺牲,一三八师大部退守太湖城北龙山宫、四面尖、花凉亭和城西隘路口两侧高地主阵地。26日夜,一三八师自长河河谷向日军右翼进行反击,但未能收复县城。27日晨,今村支队向太湖以西的花凉亭、隘路口两侧高地之线的一三八师阵地实施步、炮、空联合猛烈攻击,但在莫师步、炮协击下,日军死伤约1600人以上,阵地依然,一三八师士气大增。同日,从怀宁石牌经太湖徐家桥进攻宿松的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牛岛支队)在桃铺杨家岭遭遇国民政府军二十一集团军一三一师(一说川军杨森部李介立团也参加了这次阻击战),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从拂晓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左右,国民政府军牺牲64人。因太湖战事紧迫,这支日军改为投入进攻太湖的战斗。27日,日军第六师团还派出2000人兵力进攻驻潜山芝麻潭、王家牌楼的第二十六集团军第十军第四十一师丁治磐部,但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攻击未得逞。25日、26日、27日3日,日军在太湖一线总计伤亡约3000余人,一三八师伤亡约1000余人。29日晨,今村支队在增加两个联队援军的支持下,向太湖城北四面尖高地反复冲击,至下午3时,四面尖阵地被占领,山上守军多数人牺牲,仅在二尖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地方就有100多人壮烈牺牲。日军因是仰攻,死伤比一三八师更为惨重。而此时南面龙山宫国民党守军一部被日军重重包围,仍在死战,其余阵地尚在一三八师手中,双方仍在激战。至30日晨,一三八师等部伤亡过大,退却到塔镇、大湖河。日军占领龙山宫、羊坞山等地后,一三八师等部退至龙湾。
据中华书局《中国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分册第134页称,“26日晚在大别山长河河谷方面的强大敌人对我右翼进行反击。因此,从27日晨在太湖北面地区也展开了激战。北面的敌人陆续增加达一万人(也有的说数万)余人,到29日夜仍在日夜死战。”
按日军第六师团的统计,在四面尖地区3天3夜的激战中,日军共遭到了290多次的反击。经这次激战,太湖县城以西山区中的大大小小林带起火,战斗激烈的地区,村庄的墙上、林区的树干上处处可见密密的弹痕,不少村庄的房倒屋坍。此时正是植物生长茂盛季节,绿满枝头的林区变成了一片焦黄。激战后的第六师团随即以第十一旅团中野英光的步兵第十三联队、长谷川正宪的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和配属的炮兵一部,利用国民革命军主力已北撤的机会,经凉亭河、阔坪坦、先觉岭、油榨岭,向湖北方向攻击前进。第六师团攻占黄梅后,因在太湖战场(潜山、太湖、宿松一线)遭到第五战区部队的多次猛烈打击损失较大,不得不在黄梅停留,进行休整。日军第十一军因发生了很大的伤亡,被迫放弃了进攻南昌的计划。不久,因由安庆经潜山、太湖、宿松至黄梅的陆上补给线太长且经常遭到中国军民的袭扰,须派出很多的部队进行沿途守备,日军被迫在8月24日放弃了该补给线,改由九江对岸的小池口进行补给。8月26日上午,罗树甲的一九九师乘机收复了潜山,8月27日,张淦的第七军一部收复太湖县城。
日军第六师团在日本陆军中有“王牌军”之称,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称“第六师团是日本陆军的骄傲,是精锐中的霸王”。这个师团步、骑、炮、工、辎和飞机、坦克、兵舰等各兵种齐全,武器装备一流,其兵源均为扶桑三岛上的行伍老兵,战斗力很强。自1937年秋从杭州湾登陆投入中国战场以来,第六师团可谓所向披靡,未遇对手。
但在太湖战场上,却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损失惨重。在四面尖,恼羞成怒的日军竟将俘获的中国伤兵劈成四片挂在松树枝上,以泄其愤。
这个师团对中国军民十分残暴,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行凶祸首,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在太湖战场中国军队伤亡3000余人,日军伤亡6000余人。中国军队给侵华日军第六师团予以重创,再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国民党一三八师太湖抗击日军是武汉保卫战的一部分,太湖阻击战开创了中日战损1︰2骄人战绩的先例,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它迫使日军第十一军因伤亡重大,暂时放弃进攻南昌的计划,第六师团也因伤亡过大,不得不在黄梅地区进行休整,这为中国方面保卫大武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太湖县的全面收复,最终守住了大别山的门户,使这一地区的抗战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大后方。它再一次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民族精神,是太湖历史上又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得到了太湖人民的有力支持,太湖县就地招募运输兵一队,分担架、弹药、粮草3个组,配属医院、兵站,支持中国军队抗战;8月20日,太湖县就地组织民夫200余人为中国军队提供战地服务;27日收复县城的当天,太湖县政府即迅速征集大米万余斤以供军用。此外,全县100个民众抗日团体万余人也积极参与到抗战之中。太湖阻击战以后,四面尖山脚下黄岭姓范、黄、吉、汤、陈、韦六姓百姓在四面尖二尖收殓抗日烈士遗骨,建立了“通山阵亡烈士各位之墓”;当时县名宿李天笃
李天笃(1888—1946),安徽太湖罗溪人,1917年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曾任安徽省长公署自治筹备处主任秘书。后辞官悉心研究佛学。

在西风禅寺主持追悼会,慷慨朗诵屈原《国殇》以作悼词。1941年秋,抗日烈士遗骨迁至太湖县政府在东山头(今太湖特教学校所在地)修建的抗日烈士墓。1944年秋,在烈士墓旁加建忠烈祠,表彰1938年和1942在太湖县抗击日军作战中牺牲的一三八师四一二、四一三团等抗日阵亡将士。新中国成立后,县人民政府对东山头抗日烈士墓仍予以保护,并一度拟将该墓地改建为革命烈士墓地。后因经省、地查实该墓地葬有1948年与解放军作战阵亡的国民党县自卫队大队长李宽,才未就基改建。东山头抗日烈士墓于1959年县造纸厂建房时被毁。为纪念抗日先烈,县人民政府将烈士遗骨重新入殓,在城内北门设置一处临时灵堂,1962年迁入县烈士陵园大墓中。
二、“塚田攻事件”后反击日军“扫荡”,收复县城
1942年12月,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讨论以“通过偷袭重庆和西安,将战火引向中国战略后方,加速灭亡中国”为主要内容的“五号作战计划”。18日,第十一军司令官塚田攻塚田攻(1886—1942),日本茨城县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与山下奉文被并称是“负荷日本新陆军之双璧”。1938年晋级陆军中将。1942年7月调任驻武汉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兼华中派遣军指挥官,是一位狂热的军国分子和侵华激进分子。、军高级参谋藤原武乘飞机返回武汉。由于气候条件恶劣,低空飞行,飞机在太湖上空遭到国民革命军一三八师的射击,坠毁在田家滩附近的筋竹冲杨树垄(今弥陀镇真君村落飞机宕),机上包括塚田攻在内8名军官和3名机组人员共11人全部当场身亡。
座机坠落当天,日本陆军省颁布了晋升他为陆军大将的命令,这使得他“有幸”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战场上被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本陆军军官。
由于塚田攻身份特殊,随身所带会议文件事关日军的作战机密,事发当天,第十一军立即急派靠近大别山的第三师团和第六十八师团主力以及第四十师团一部(户田支队)到大别山南部进行搜索,第十三军也派出第一一六师团一部分兵力予以协助。19日、20日,日军共约1?7万人的兵力,由武汉、合肥、安庆三个方向向大别山进攻:第六十八师团由蕲春经黄梅进犯太湖;第一一六师团一部由安庆西攻潜山;第三师团分由宋埠、浠水进攻罗田。前两路负责寻找塚田攻的尸体、飞机残骸和作战计划文件并牵制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八军;后一路则作为主攻,以期击溃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九军直取立煌(今金寨县)。同时,合肥之敌也在大蜀山等地频繁活动,以牵制六安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时间,大别山区遭到疯狂扫荡。新桂系称此次日军的进攻为“大别山战役”或“立煌战役”。
12月19日,日军第六十八师团203联队由九江经湖北进犯太湖;第一一六师团一部由安庆攻击潜山,数日之内连陷潜山、太湖等县。25日,日军六十八师团攻占弥陀寺,找到了塚田攻的尸体。这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发现集团军总部对战局处置不当,随即改变本军部署,决心以阻击摧毁进犯之敌为目的,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将敌歼灭。27日拂晓,一三八师、一七六师猛烈反攻太湖、潜山,数度冲杀,给予日军以较大杀伤。30日,在弥陀寺烧杀、奸淫、掳掠的日军回撤,在花凉亭、龙山宫附近遭一三八师四一二团伏击,伤亡100余人,损失战马20余匹。31日,四一二团、四一三团于龙山宫河滩歼灭日军100余人,至17时,太湖方向日军伤亡共达500余人。1943年1月10日,一三八师收复太湖。
塚田攻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一,塚田攻是中国方面在8年抗战中击毙的军衔最高的日军陆军将领,具有特殊意义。第二,它直接导致日军发动了“大别山战役”。在搜索塚田攻等人尸体的过程中,日军发现大别山国民党兵力空虚,于是发动了“大别山作战”,导致当时省府立煌县等地的失守和大量机关设施、社会财产、军用物资的毁坏和焚烧,数万中国军民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第三,日军对太湖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性“扫荡”,给太湖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