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太、宿、望三县先遭水灾，后遭蝗灾；1930年又大旱，半年无雨。连年自然灾害，致使农业歉收，农民生活十分困难，1929年冬至1930年春，太湖及周边一带农村到安庆、九江、上海等城市逃荒和靠打短工维持生计的农民就达数万人。而国民党政府不顾老百姓死活，勾结地方豪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地主豪绅也借机囤积居奇，致使粮价飞涨，一担稻谷由原来的2元4角猛涨到5元，广大农民濒临绝境，民怨沸腾，农村中自发的“抢粮”、“吃大户”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太湖县党组织负责人甘信元清醒地认识到：“只要具备必要的组织和领导条件，革命就大有可为”。

     在广大群众面临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中共太湖县组织团结群众，成立了抗租抗债委员会，甘信元任主任，陈大虎、殷幼堂、张祖元、叶仁山、陈振元、叶义山、汪绍荣、孙敬纯为委员，积极领导人民开展生产救灾斗争，主要以张贴告示、密送通帖和公开出面等形式，警告地主豪绅不准抬高粮价、物价，要减租减息，如“盐卖五十钞，将你家屋烧”、“稻卖两块八，哪里捉到哪里杀”，对地主豪绅和奸商威慑很大。1929年9月间，中共太湖特区委利用县城出灯会之机，在县城内的大街小巷张贴了“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等革命标语，大造革命舆论，使得反动派惊魂不定。除此之外，抗租抗债委员会还组织了换工队和互济会，村帮村，户帮户，组织农民集体抗灾，扶苗抢种，互通有无，团结抗灾。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望江组织了革命农协会，反对国民党控制的农协会；在宿松借打“干旱鬼”为名，组织农民、渔民打同善社，把下仓、金塘、洪岭、许岭、九成等地同善社香灯的房子全部捣毁。

     1930年3月下旬，县委书记甘信元在望江上花棚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大虎、殷幼堂、叶仁山、叶义山、张祖元、孙敬纯、陈振元、卓金和、汪绍荣等县委委员和各支部负责干部20余人。会议决定在太、宿、望三县边区举行武装暴动，引导农民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组织革命武装，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4月初，叶仁山、孙敬纯又分头在大石岭和上花棚召开支部大会，向党员传达了县委的决定，进一步讨论了行动计划，号召党员迅速深入到农民中去做宣传鼓动工作，为响应起义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节武装暴动

     1930年4月14日，大石岭武装暴动正式举行。暴动前夕，由甘信元主持在大石岭叶仁山家召开了县委和赤卫队负责人会议，讨论具体行动方案。因望江县李家新屋大土豪李贯珍家粮食最多，且抬高粮价，于是决定组织群众以买粮为名攻打李贯珍家，由甘信元组织和指挥这次暴动。暴动的消息一传开，立即得到群众积极响应。当陈大虎、殷幼堂、叶仁山、叶义山、孙敬纯等率领赤卫队到达李贯珍家时，农民就已集中了数百人，他们高喊：“我们要买粮，我们快饿死了！”并将李贯珍家围住。在农民的协助下，甘信元指挥赤卫队很快冲进了李家，缴获了长枪20支、手枪2支、子弹数千发，劈开了李家粮仓，当场把200多担粮食和1000余件衣物分给了农民。李贯珍负隅顽抗，被赤卫队绑缚在树上，由殷幼堂开枪将其当场镇压。随后，陈大虎、殷幼堂、叶仁山指挥赤卫队来到大石岭，抄了大土豪韦大衍的家，缴获长枪5支、手枪1支，将缴获的粮食、布匹全部分给了群众，并把韦大衍抓到金徐屋后山就地镇压。4月18日，县委在太湖蔡家田埠召开会议，决定收缴望江县长岭自卫团的武器，自卫团闻讯逃走，枪未缴成。后赤卫队又抄了大石岭杨和义、韦晓山等地主豪绅的家，烧了杨和义家房屋，逮捕了地主吴绍周。对此，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奔走相告：“打死李贯珍，枪杀韦大衍，火烧杨和义，活捉吴绍周”。此时，暴动达到高潮，参加暴动的队伍发展到2000余人（其中望江县有100余人，宿松县50余人）。

     4月20日，甘信元、陈大虎、殷幼堂、叶仁山、叶义山、孙敬纯等在大石岭五显庙召开了2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用庙帐做成一面红旗，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太望赤卫队，陈大虎、殷幼堂任正副队长，甘信元、叶仁山任正副指导员。会后，在大石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大家高兴地唱着红色歌谣：“边牛担种我不问，十担八担我占分，穷人要想得翻身，跟着红军闹革命……”往日死气沉沉的村庄，霎时一片欢腾。至此，大石岭农民暴动取得阶段性胜利。

     4月29日至5月4日，安庆中心县委在桐城会宫（现属枞阳县）召开安庆地区各县联席会议（又称桐城会宫会议），中央军委巡视员李翔梧主持会议。会议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行动起来，大力开展武装斗争；会议指示太湖县委要向西北乡发展，与潜山红军联合，向安庆方向发展，并在太、霍、潜、桐、望等处举行最大声势的游击。县委书记甘信元参加会议。甘信元外出开会期间，县委工作由陈大虎、殷幼堂负责。5月初，陈大虎、殷幼堂在莲花尖主持召开县委会议，决定奔袭刘羊五羊畈李伯超家（李为国民党太湖县财政局长，当地豪绅），部队行至中途，甘信元从桐城开会回来，亦随军出发。赤卫队100余人从大石岭经驼龙山往五羊畈前进，在路过新仓时，把朱孟阳、卢国耐等10多户地主老财的账目烧毁，又发动农民搬出地主家的粮食，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当晚，赤卫队赶至五羊畈。16日清晨，赤卫队包围了李伯超家，迫使李家交出冲锋枪、手枪各1支和长枪5支、子弹1000余发。随后，在刘山铺开会，打算把队伍开赴潜山，与潜山红军会合。不料，李家在与赤卫队周旋的同时，派李伯超的胞弟李仲耿向国民党太湖县政府告密。当赤卫队返回途中在金鸡岭休息时，遭到国民党太湖自卫团、商团500人的袭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甘信元决定组织突围。陈大虎挺身而出进行掩护，战斗中不幸被俘，殷幼堂、杨水连、孙大朵、孙能勤、陈姓恒、徐月进6人也当场被俘，汪绍荣受伤，大部分人员泅水往新仓、驼龙撤回。第二天，陈大虎、殷幼堂等7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在太湖县城北门外英勇就义。这次战斗失利，使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从此党组织、赤卫队转入艰苦的地下斗争。

第三节大石岭暴动的深远影响

     大石岭暴动持续一月有余，先后围抄了太湖、宿松、望江李贯珍、韦大衍、杨和义、韦晓山、胡玉庭、李宗符、章柳台、吴绍周、李伯超等20多户土豪劣绅之家，缴获枪支90多支、子弹万余发，没收稻谷2000多担、布500多匹、衣物3000余件，并对罪大恶极的李贯珍、韦大衍等4人进行了镇压，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威震太、宿、望。1930年5月5日，中央特派员李翔梧在《关于皖省县联席会议情形给中央报告》中肯定了太湖县委的工作，指出，“太、宿、望三县的组织基础，在安庆所属各县可以说是最好的”，并指示太湖县，应将党的组织和武装“向西北方向发展，与潜山县红军联合，向安庆方向发展。并在太、宿、潜、桐等处举行最广大的游击”。根据上级指示，太湖县委与潜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在经济和精神上得到潜山党组织的支持。但是，金鸡岭战斗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疯狂反扑，制订了为期一年的“清剿”计划。太湖方面有国民党自卫团团长胡鹿鸣率领的自卫团100余人、大豪绅韦大斯（韦大衍之兄）组织的联村团70余人，望江县有由国民党县长马吉悦率领的自卫团90余人和宿松县的“清剿”队100余人，全部集结在暴动中心地区大石岭周围，施行“村村清、户户点”，大肆通缉捕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党的活动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甘信元等县委负责人仍坚持地下斗争，大石岭暴动后，甘信元曾陪同皖北特委书记一同到上海找上级党组织（江苏省委）汇报过一次工作。金鸡岭战斗失利后，他又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安庆寻找上级党组织，均未找到。后来，甘信元、张祖元先后被迫出走，孙敬纯被望江自卫团和便衣队抓捕后英勇就义，叶仁山、汪绍荣积劳成疾相继病故，陈大虎等惨遭杀害。在这危难时期，县委领导人卓金和、叶义山、陈振元等仍继续领导党员、赤卫队和农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的斗争。1931年12月，县委在大石岭卓家埠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整顿党组织，诛除了叛徒吴得纯、阮振山、李炳煌、董得皇。1932年9月，在太湖东乡镇压了农民仇恨的“雷公四王”（即大豪绅雷氏四兄弟）。1931年4月和1933年5月，叶义山、卓金和分别率领叶述礼、李金六等到江南祁门、浮梁等地，建立党的外围组织旅赣六邑同乡会，继续发展党组织，积蓄革命力量，准备发动第二次武装暴动。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复“清剿”，斗争极端艰难。1933年5月，县委书记叶义山在江南秋浦被捕，同年10月在太湖英勇就义。卓金和等将革命武装转移到杨柳湖一带，开展秘密活动。1935年春，县委书记卓金和曾带20余人的武装，分乘两条船，到安庆寻找上级党组织未果。同年8月，卓金和在安庆杨柳湖被豪绅杨某密告遭捕，于1936年4月在太湖县城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