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本名为王立明的女中豪杰，1897年出生于安徽太湖。她自小受到当医生的父亲的疼爱，并跟随父亲识字读书。不幸的是，在她9岁那年，父亲被急病夺去了生命。从此以后，她便与母亲、弟弟相依为命。她每天起早贪黑拾柴禾、割猪草，帮忙操持家务，照料年幼的弟弟。在艰苦生活的磨炼下，她养成了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性格。

     幸运的是，王立明较早接受新式教育。并受到妇女解放思想的启蒙。她在家乡的一所福音小学读书时，就接触到有关妇女解放等新思想。因此，她在12岁的时候即勇敢地撤去了裹脚布，成为全县第一个放足的女孩。幼时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使王立明深切体会到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中，女性生存的艰难。她自己尝言：“我的亲友中有好几位是蓄婢纳妾的。当时那辈婢妾们的痛苦，她们所流出来的眼泪，以及她们的惨死，已惹起了我深切的同情；我的第一个志愿，就是要在长大成人以后，从事妇女运动，为这辈人申雪冤仇。”

     小学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她被保送到儒励书院求学。在学期间，王立明受到提倡去除陋习、保护家庭的世界妇女节制会的影响，加入该会，后任职于中华分会。令人羡慕的是，没过多久，王立明便作为中国代表赴美国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议。1916年，她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奖学金，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生物系。留学期间，她广泛接触和了解美国社会，尤其关注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注意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妇女观的差异。而1918年，她在芝加哥期间与世界妇女节制会会长维丽德（FrancesWillard）的相识，又为其日后投身中国妇女节制运动奠定了基础。

     1920年，王立明学成归国，服务于中华妇女节制会，致力于改进家庭生活、革除社会恶习。而1923年，她与基督徒刘湛恩的结合，不仅翻开了其个人生命史之新的一页，而且使其生命更加丰富多彩。

     刘湛恩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湖北汉阳人。1918年自东吴大学毕业后，获得奖学金赴美留学。抵达美国之后，刘湛恩放弃学医的念头，改入芝加哥大学教育系，获硕士学位。之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1922年毕业，获博士学位。旋即作为国民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成员，出任中国学生团体代表。同年回国，并被聘为中华基督教全国青年协会教育干事。

     两人结婚之后，王立明除了继续扮演妇女运动者的社会角色之外，亦努力承担起作为妻子、母亲应尽的家庭义务和责任。努力与丈夫刘湛恩一同建立和谐、快乐的家庭。她在《中国妇女运动》一书自序中记录下与丈夫刘湛恩的夫妻情谊：

     当然我更要感谢的是我那位真诚热爱的外子，刘湛恩先生，由他在教育上的经验，他不但知道男女在智力上是平等，并承认女子有她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在与男子同样的机会之下，能够创立伟业，服务人类。因为他的同情、合作、批评与鼓励，著者不但有兴趣和机会去参加各种妇女运动，并能在他这次未出国出席加拿大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及至欧美各国考察教育以前，把这书最后的一页写好。

     秉持教育救国理念的刘湛恩1928年被聘为沪江大学校长后，不仅致力于学校的发展，使该校商科的发展比较迅速，而且还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刘湛恩虽然出身于教会学校，但是由于幼年生活贫困，不满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因此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停止内战，亲自撰写了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文章和小册子。当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师生为了抗议美国校长卜舫济撕毁国旗，全体退出另组光华大学时，刘湛恩不顾教会的反对积极协助光华大学的建立，并出任该校董事和教授。他和上海各阶层人士发起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在教育方面，刘湛恩认为学校不应专为中上层人士的子弟服务，而应面向职业青年，面向贫寒人家子弟，并在校内添设了许多助学金名额，提倡半工半读。在他的筹划下，于接近商业中心的圆明园路设立了沪江商学院分院，定名“夜大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被推选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和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领导人。负责租界难民救济工作，并展开国际宣传活动。刘湛恩通过上海青年会发起组织“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负责安顿从平津等地来沪的流亡学生的食宿。

     然而，日本侵华势力的黑手正向王立明夫妇伸来。据王立明后来回忆说：在他们住宅前后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徘徊不去，并多次接到谩骂恫吓的电话。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正当全家老小围坐楼下天井窗边时，突然自墙外投入一枚手榴弹，在天井中爆炸，幸未伤人。不久，又收到一篮毒汁水果篮，假名刘湛恩一个老朋友（后查明已故）送来一份礼物：并附有一封用英文写就的信函：“自从中日战争开始以来，你的爱国工作，尤其是破坏日本阴谋，使伪组织不能成立，使我极为钦佩，兹特奉赠水果一篮以表敬意……”当时两家力主抗日的报纸《导报》和《文汇报》也收到了水果篮的礼物，报社立即向租界警方报案，经警方追踪到王立明夫妇家，取去水果篮化验，查明所有水果中均注有剧毒。

     刘湛恩曾告诉王立明，日本人及伪政权多次派人劝说他与之合作，甚至用教育部长之职予以引诱，均予严词拒绝。不仅如此，他还一再劝阻几个态度暧昧的熟人保重节操，万勿事敌，因此深受日本侵华势力的嫉恨，必欲置之于死地。王立明因为感到全家处境危险，加之不少朋友劝其早日出走，遂几次与刘湛恩商议此事。刘湛恩认为留在上海的抗日协会负责人已经很少了，校政也必须有人主持，所以自己决不能临难离开上海。不过，刘湛恩却准备将王立明和三个孩子送走。可是就在尚未成行的1938年4月7日，当刘湛恩在静安寺路大华路口候车去学校的时候，被日本侵华势力收买的刺客用达姆弹暗杀。

     为纪念丈夫，王立明在自己姓名前冠以“刘”字，以示永久的哀悼与思念。此后，刘王立明辗转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爱国活动。1944年，刘王立明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与李德全、史良等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爱国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把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和妇女运动结合起来。抗日战争结束后，刘王立明回到上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194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刘王立明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参加民盟中央在香港召开的一届三中全会，否认国民党政府视民盟为“非法”组织之举，表示绝不解散。

     1949年初，刘王立明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由香港到刚解放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代表并参加开国大典。以后又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二届执委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二届常委。1954年出席亚洲国际妇女会议，1956年出席世界妇女节制会第十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1957年被错划为上世纪“右派”。上世纪60年代，有关方面允诺为她出国提供方便，遭到刘王立明的断然拒绝：“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哪儿也不去!”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又受到极大冲击。直到1981年3月18日，全国政协、民盟中央、全国妇联为刘王立明郑重平反。